作者:Ingram Tam(游走香港各處之閒人,因為太閒,所以撰文。)



近日一宗亂倫案,引起全城討論。案中中醫師與其十九歲已成年女兒在雙方同意下發生性關係,其後兒子「大義滅親」舉報,兩父女因而遭律政司以亂倫罪檢控。當網上輿論較一面倒讉責,部份朋友則嘗試從學術角度重新審視亂倫。

立場主篇阿捷所撰《挑戰亂倫禁忌?近親性交的道德哲學思辨》 一文,列舉最常見的反對論證包括不自然論證、遺傳論證、家庭論證、家庭義務論證、保護兒少論證、規則功利主義論證及心理傷害論證並逐一反駁,其文脈絡清晰,簡單易明,文中加插思想實驗,有助讀者理解內容並反思固有觀念。

 

另一方則有荼毒室成員MK Kong堅守「道德陣地」,所撰《亂倫罪不應廢除,更要擴充適用範圍》一文,前半回應何以一般而言「自主」此一觀點不足以(或不能)成為亂倫的合理抗辯理由,後半則顧名思義,指出前半所述之濫權問題亦存在於監護人/受管養者關係中,所以亂倫罪之涵蓋範圍應由有血緣關係之直系親屬(註1)延伸至無血緣關係之監護人上。全文試以較詳盡篇幅論集中討論一個觀點,不帶半句艱澀文字或哲學高論,說理性強且深入淺出,值得花點時間閱讀。

 

遺憾是兩文撰於同期,未有機會讓兩位作者回應對方觀點,而文中內容亦只有自主(保護兒少論證)一點有所交涉。為帶動相關學術討論氣氛及刺激思考,筆者也分享一下拙見,分析雙方觀點之合理性及或需補充之處。也就是說,本文目的不在倡議只在評論,廢而不立正是本文重心,破壞較建設總是容易,而建設大任由原文作者擔當較為合適。



不自然論證

 

Lieberman, Fessier & Smith(2011)寫了一篇短文回應Fraley & Marks(2010)的研究,前者完善了Westermarck Effect及分析後者的研究結果應被重新詮釋。他們提到大部份物種均有亂倫防止機制,而即使Fraley & Marks 指出亂倫防止機制受「文化」建構的觀點,但1)非人類靈長目的族群雖然有原始的「文化」,但未有證據支持牠們的文化中存有反對亂倫的強迫性規範(enforced norms);2)亂倫防止機制亦普遍見於其他較低智能,未能發展「文化」的物種中;3)反推,在人類文明中僅有的幾個鼓吹亂倫婚姻的例子中,若文化建構論成立,則亂倫個案應較為普及,但事實不然,亂倫婚姻佔少數且大多不成功。

 

Lieberman et.al. (2011)同時表示後者並未能證明Westermarck Effect 不成立,研究實際上只是在驗證Bateson (1983)的最優配種(optimal out-breeding)理論,理論指出個體傾向選擇與非近親但基因相似的同類進行交配。所以當後者在受試者不知情下邀請評價重塑的自身臉部相片及以受試者的相對性別父母一方相片作促發效應(priming effect),評價其他無血緣人士的臉部相片時,正面的實驗結果真正說明的是最優選擇理論中個體傾向選擇「基因相似的同類」作為交配的部份,而並未有牽涉近親(Optimal Out-breeding)及共同成長(Westermarck Effect)的關鍵位。

 

也所以當阿捷宣稱「我們特別喜愛擁有相似特徵的人,親人之間也許比我們想像中更具有性吸引力,只是這種慾望一直受到社會規範所壓制」時,我們實際上能從實驗印證的只有第一句,第二句需要更深入討論,究竟是因為親人所以就有性吸引力,還是親人因作為「基因相似的同類」而在不知道其與自身關係下有性吸引力,此處該小心分辨。

 

當然,其實單純的「不自然論證」不提及演化心理學這點也不站不住腳,一來不自然的定義不大清晰,無助說理。二來也誠如阿捷在段落末端所述,自然與道德似乎並未有太大關係,世上有不自然但世人均以為好之事,反之亦然。

 

遺傳論證

 

遺傳論證的要點,在其疾病嚴重性及數字本身的魔力。就嚴重性而言,無影響如耳垢乾濕,有影響但較為慢性且現今醫學下「不太致命」如乳癌及阿茲海默症,以及對生活以至生存有嚴重影響如亨丁頓舞蹈症,公眾對有患病/基因攜帶者家長應否繁衍後代的道德判斷當然不同。機會率亦然,不同機率影響我們的道德判斷,體染色體顯性(autosomal dominant)遺傳病如被引用的亨丁頓舞蹈症,只需滿足等位基因其中一個位點,父母任一方患病,子女患病機會為五成;而體染色體隱性(autosomal recessive)遺傳病如鐮刀型缺血症,需滿足等位基因中兩個位點才發病,機會較低(註2)。

 

亂倫的問題,在於主動及較易知情下將患病者及基因攜帶者集結,令原來普遍的基因突變低機率變成較高機率。今人對產前基因測試的態度是曖昧的,除非父母任一方有病或有家族病史,否則進行測試機會不算高。在如此情況下,隱性病的基因攜帶者結合,可能在不知情下產下患病的兒女。而亂倫的主動性或知情,正是道德判斷的其中一個關鍵。

 

另一方面,今日文明社會當然不是往昔之納粹德國,我們(各國政府)均未有禁止所有遺傳病攜帶者的性行為。但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究竟社會是否一般都不會責備堅持生下有遺傳疾病孩子的父母(無論亂倫與否),這點筆者是有所保留。人民的道德判斷不能化約為有遺傳病應否讉責的二分,而是與上述所講的疾病嚴重性及機率等元素掛勾,所以遺傳論證的真正論述,應是(先以提及之元素作例),為了避免在一定高風險下對下一代造成一定程度的嚴重傷害,我們有理由禁止某種特定的亂倫。想像如果遺傳的只是多指畸型(顯性但不會有嚴重傷害)又或家族黑蒙性痴呆症(隱性只有25%風險但有嚴重傷害),與亨丁頓舞蹈症(顯性且有嚴重傷害)作比較,大眾對父母作產子抉擇的道德判斷或截然不同。當然,每個人的標準有所不同,風險高低、傷害嚴重與否人言言殊,但就較絕對性的數字(如五成)和嚴重疾病面前,似乎普遍生孩子的決定會為多數人所詬病。(PS 遺憾找不到關於此方面的公眾意向調查,只能「猜想」)

 

家庭論證

 

亂倫當然不一定破壞家庭關係,阿捷的第一個例子中阿華和阿美的亂倫對家庭關係無甚影響。但另一方面,世界存在其他形形色色的亂倫形態,想像一下A為父親,A之妻子健在而同時與女兒戀上丈夫,則家庭關係(包括母女間以至夫妻間的關係)在多數情況下均會被破壞。所以此論證可補充為「若亂倫出現破壞家庭關係的情況,我們必須反對」。而與第二例所述不同,此情況牽涉家庭出現的第三者,在未有混淆「道德錯誤」與「不好結果」的情況下,家庭關係將被破壞。

 

家庭義務論證

 

家庭義務是否永久,如我們粗略的理解東西方社會看法,答案亦似乎亦有所不同。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即使父母虐待子女,孝道亦應奉行,所以舜雖遭親父及後母多次加害,但仍侍親至孝,而他的孝行亦因此受歌頌,並成為堯選擇繼承人的參考指標之一。「養兒防老」當然是傳統觀念之一,但道德基礎是否一定會轉化成這種「付出—回報」機制,這裡需要更多考量。今日法律允許「成年人可以隨時與家庭成員脫離關係」,但不代表大眾都是如此理解,我們不時會看到父子爭產案,即使雙方已脫離家庭成員關係,父親又有諸般不是,部份人仍會讉責做兒子應孝敬父親,不應與父親在公堂上爭利(一來爭奪父親財產,二來家醜外傳有辱父親)。



保護兒少論證/自主性

 

巨大的權力差異與未成年的兩種因素,的確適用於各種家庭與非家庭的關係間。醫生與病人、老師與學生等非家庭的關係,是否能在原初關係結束後發生情慾與性關係,國家、行業以至時代相異,所執行的專業守則亦有所不同。例如《香港註冊醫生醫務守則》提到: 

 

「醫生行醫時可能和病人建立起密切的關係,甚至病人有時會對醫生產生感情上的依賴。醫生必須注意這個可能性,醫生如利用這種感情上的依賴,是濫用其職責及別人的信任。醫生面對這些可能性,必須特別小心謹慎。」

 

感情未必隨時日消逝,如雙方在原初關係結束後發生情慾與性關係,我們實難以分析究竟後者與行醫期間建立的關係有所相關。但規則需清晰方能貫徹執行,例如加拿大政府在自由性愛與醫生病人關係的專業操守中間劃線,規定醫生與被診斷的病人三年內不能戀愛。這就是說,對於這種不對等的關係,我們其實亦有將一定程度之義務加諸在上位者身上。

 

以「較易受到操控」的機會率作為正當理由普遍禁止亂倫,當然無法區別家庭與非家庭關係,所以我們應暫時放棄「家庭/非家庭關係」的分野,按「受操控制度」及「年期」等因素判定應否禁止該等關係(包括亂倫,師生戀等等)。而誠如上段所言,家庭成員關係難以於現實斬斷,亦即「受操控程度」以及「年期」都在極點上,所以永久禁止有其一定合理性,而其他情況則按不同因素之變化再分別決定。如「失散多年的兄妹、父女」關係中無操控的餘地則不應入罪,而「男社工與現正被輔導十多年的剛成年的少女」關係中則有操控成份,所以仍禁止該社工在指定年期間與少女發生性關係。

 

當然,這會衍生另一個問題,就是「自主性」能否凌駕家庭關係。若按照MK Kong所述,「(a)自願的行為並不就是可允許、(b)受害人的證詞裡說「自願」並不表示他/她的自主價值便得到「彰顯」,則我們容易陷入「我要真自主」的困局中,誰人,除了自身,有「自主」的話語權?若當時人說自主,我們有否正當理由去否定他的說法?

 

先談a)自願的行為並不就是可允許。MK Kong所列舉的兩個例子,包括自願為奴及器官買賣,均對自身或他人做成直接的不良效果,前者損害將來自已的自主,後者則危及性命。亂倫又有否產生如此的後果呢?是與否實際上要按個別案例決定。再者,即使做成直接的不良效果,現實社會中我們亦不一定會禁止,吸煙、飲酒、以至不安全性行為,比比皆是。

 

再談(b)受害人的證詞裡說「自願」並不表示他/她的自主價值便得到「彰顯」,那麼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辨別他的自主性。在列舉的吸毒及受脅持兩例中,明眼人當然能從現實層面清楚判定當事人實際上不自主。但亂倫能否與兩者類比,這又是另一回事,所以作者清晰地在其後段落論證亂倫如何危害自主:

 

「第一,我們的價值判斷可能會被家長的漫長教育所扭曲,以致我們長大後會非理性地認為,自己應該願意與家長發生性關係。

第二,應該補償供養之恩的想法,可能會使我們選擇默默承受被家長性侵犯。

第三,在服從家長的權威或者想要維護家長形象的心理枷鎖之下,我們可能會選擇啞忍,甚或扭曲家長性侵自己的事實。」

 

針對第一點,敞若當時人能清楚說明自已與家長發生性行為的觀念起源非在家庭,我們又應否尊重?假設一成年人類學學生解釋受較稀有鼓吹亂倫的族群例子推動而與家長發生性行為,我們又如何判斷此說真偽,在無法判斷下又該作如何的抉擇?

 

針對第二點,若我們提及報恩,則人與人所有關係間存在無限多的報恩方法,選擇報恩與否以至報恩方法正正體現自主。此外,舉例上司提攜你然後在之後某一刻你與上司發生性行為,我們能否因此斷定此自願性行為實質上只是報恩?這點難說,而為何在上司下屬關係難說的事在家庭成員間就較易立論,這方面需要更多闡述。若我們說家庭成員「較易受到操控」,那麼全香港每位每週奉獻超過46工時的打工仔,似乎相比家庭成員更容易受到上司操控,我們又應否同時禁止此形式的戀情?

 

針對第三點,與第一點同理,我們一樣難以判別。又,若家長毫無權威,亦無任何家長形象可言:女兒愛上了結婚後就不顧家,每日歸來只在門口喝得爛醉便倒頭大睡,未盡過一日家長責任的父親,連父親形象也要隔壁與母親有一腿的王叔叔完善,那是否客觀上亂倫就合理呢?

 

若結論為「家長權力可能影響成人自主」,即句子另一層次解讀為可能不會。在可會可不會的情況下,我們似乎需要更強力的證據或判斷方法去驗證。讓我們回歸例子,論吸毒,過往有無數的醫學實驗證明吸毒有損神志及產生倚賴,所以基於這前提我們認定否定毒友吸毒的自主性。同理,論脅持,我們能從背後組織或政權的過往言行及取態,參與人對話模式及神情以至事情犯駁之處等看出端倪,所以基於這些前提我們否定某些朋友自願偷渡入境以自首的自主性。但家長權力能否影響成人自主,我們其實未有足夠資訊去分析,每個家庭過往所發生的事情,無機器貓時光機難以驗證,而且當量度為心理影響,則事情更見複雜,同一句說話不同人在不同時間對不同對象講,所衍生的效果或已天差地別。

 

防止家長濫權當然重要,但我們能否因危害自主之名抹殺一切亂倫形式的真愛?當家庭成員關係難以於現實斬斷,我們或者可以製造一些關係已淡化的證據以普遍地說服大眾。例如登報及法律上脫離關係(現行香港法律無此選項),並經一定之年期雙方不可接觸或對話,從而說明自主性之存在。當然,這種建議本質上就不恰當,例如愛無彊界,為何如此的愛我們要特別「厚待」?而且即使有如此措施,亦不能終極地否定家長危害自主的效果已被消除。這些批評都是合理的,但筆者建言,除了講廢話,實質上是要探討在「現行」法律及道德層面,不受強烈撼動下,能成全亂倫形式真愛的方法。



規則功利主義及心理傷害論證

 

規則功能主義下,若我們要證明一般地禁止亂倫,比一般地允許亂倫為好,我們首先要為「好」下定義。究竟是對社會的好,家庭的好,還是個人的好。而好又是代表甚麼?開心?有生產力?有自主性?還是其他參數?有了這些參數我們才能真正進入討論。如「一般地禁止嫖妓,比一般地允許嫖妓為好」我們可借荷蘭和丹麥作對比,再分析黃業發展走勢之差別。

 

心理傷害論證的回應在前段不自然論證已提及。若亂倫的不快感覺純粹由社會建構,則此點完全成立,但這是否真實,當中有否其他機制,需要更多研究支持。當然,即使亂倫的不快感覺是天然形成,也不代表我們要繼續加持,當我們看到因腫瘤病變而扭曲的面容,我們很難第一時間避免產生厭惡和恐懼感,但若我們有一定的醫學常識,明白這是一種病理現象而非天讉神罰,則更道德的反應應該是同情和支持病者。所以「如果我們真的相信道德的威力,就不應該陷入不正常與不道德的混淆之中」這句,點出了重心。

 

結論

 

本文旨在學術交流不在討戰,各位讀者萬莫誤會。希望上述內容,能激發更多相關討論和思考。亂倫道德與否,當然不是兩文作者和筆者可以定奪。先撇開道德的管治意味不說,現今社會道德的形成與大眾參與尤關重要。只有透過不同個案的公開討論和比較,大眾才能反思現有制度不足之處,道德觀才能跟上時代步伐。

 

註解

 

註1:詳見刑事罪行條例第47及48條,吊詭之處在男子與其祖父母輩及女子與其孫輩性交不在規管範圍內。
註2:父母雙方患病,子女患病機會為十成;父母其中一方患病而另一方只為基因攜帶者,則子女患病機會五成而成為基因攜帶者機會五成;父母其中一方患病而另一方無攜帶基因,則子女成為基因攜帶者機會十成;最後父母雙方均為基因攜帶者,則子女患病機會為兩成半而成為基因攜帶者機會為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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