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25

無知識身體:德國媒體理論家奇特勒讀尼采

「追隨肉身的路綫,哲學成為生理學,藉助對詮釋的詮釋,哲學成為系譜學。」  

 

這句話概括了德國媒體理論家弗里德里希.奇特勒(Friedrich Kittler,1943-2011)對尼采的閱讀。  

 

在談數碼物本體論的時候,我們曾經提問:哲學如何才能做到與主體以及意識結構完全無涉地處理物本身?這是當前方興未艾的「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必須向人們解釋清楚的基本問題。也許不少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讀者還沒有注意到,德國媒體理論的唯物論傾向為解答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思路。而奇特勒正是這個德國學派的主要代表。 

弗里德里希.奇特勒(Friedrich Kittler)肖像。

 

在中文世界,奇特勒無疑是個陌生的名字。在歐洲,他至少是與法國的保羅.維希留(Paul Virilio)旗鼓相當的理論家——1995年兩人做過一場題爲「資訊轟炸」(The Information Bomb)的對談,談話錄影被製作成專題節目在文化頻道播放。自上個世紀90年代,奇特勒的著作逐漸被譯介到英文世界,而近年他的媒體理論在新唯物主義思潮的發展背景下越發受到學界重視。(可參閲Jussi Parikka所著《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 ,2012,第四章,Media Theory and New Materialism。) 

 

奇特勒的唯物論立場,讓他與整個德國唯心論哲學傳統針鋒相對。 

 

如果當代的物導向本體論批判哲學傳統所討論的「物」實際上只是「關於物的經驗」,那麼奇特勒同樣不滿足於那些只能處理「再現」(representation)而無法處理真實事物本身的理論。基於一元論的理論設定,奇特勒反對像以往的哲學家那樣在「現象」(於主體意識中建構出來)與「事物本身」(外在於意識而存在)之間做出基本劃分。他把「意識」懸置起來,乃至將「精神」、「心靈」等概念視作幻覺從他的理論中驅逐出去。 

 

在他看來,「身體」(body,並非特指人的身體而可與「物體」通用)的運動總是無需中介地作用於被作用物,而人與物發生關聯無非就是這樣的運動——借用海德格的話語,事物總是已然「上手」(ready-to-hand)、「敞開」(self-unconcealed)卻無需首先經由意識來(客觀地)呈現(presence-at-hand)。在現實這個單一平面上,各種異質的身體——從有機組織到概念,從記號到色情,從一種文學樣式到數學——都直接地與其他身體相互作用,於世界中運動變化。奇特勒恰恰與尼采在這一點上志趣相投。 

 

「與認識分離,文學伴隨著肉身與強力進入到關係當中。」 

 

在發表於1979年的文章〈尼采(1844-1900)〉(見The Truth of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Essays on Genealogy of Presence,2013),奇特勒記述了尼采哲學對他的啓示:如何藉助生理學(physiology)和系譜學(genealogy)的方法重新理解媒體與交流活動。 

The Truth of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Essays on Genealogy of Presence,2013

 

自蘇格拉底到康德的思想傳統以「認識事物」為宗旨,設定出一個先驗的認識主體來把握事物(客體)的真理。這個傳統深受認識論支配,自然要把哲學凌駕在文學之上:前者根據理性生產關於事物的知識,而後者則不過是虛構與辭藻。然而尼采倒置了這種等級關係,或者説抹平了哲學與文學之間的差異。哲學與文學作爲語言表述形式,同樣是修辭性的;語言的背後並沒有非修辭性的「先天本質」,概念和隱喻,虛構與真理,其實別無二致。更關鍵的是,無論哲學還是文學都是把言辭投向特定信息接收者(addressee)的交流活動。 

 

這種實際的交流活動往往先於認識活動而直接地發生於相互作用的身體之間,比如説一本上手的小説與讀者之間,一場哲學演講的發表者與聽眾之間。交流活動與其說關涉到所談及事物的某些必須經過認識活動才能把握的真理、整全性、真切性,毋寧從根本上關涉到「肉身性」(corporality)和「強力」(power)。 

 

「媒體逃脫知識的種種規範:只有物質性才重要」。 

 

語言作爲身體之間交流活動的媒體,其本身也具有物質性,可以被視作一種獨特的身體。在身體交流中語言的原意並不重要,語言也沒有再現什麽,它是那些其所指或參照物不甚要緊的「能指」或者「記號」。因而語言有著更爲寬范的來源,可以是發音、注視、姿態、舉動,形成了一套超出語言學研究領域的符號學(semiotics)。只有語言本身的物質性,以及如何被語調、節奏、遞送速度所演繹而形成的強度,換句話説,只有交流中過度豐富的實際手段,才能決定它的意義。奇特勒指出,「尼采根據各種差異和強度來描述意義的產生」。這個意義產生的過程就被稱爲semiosis。 

 

語言並非一般媒體理論所理解的知識或意義的中介(mediation),而是直接起到物質性連結作用的「傳感媒體」(sensory media)——語言缺乏本質並不使其無用或無能,恰恰是語言在衆多迥異的身體之間連結出一條「肉身的路綫」(阿莉阿尼的記憶路綫)。在閲讀小説的時候,書本,由紙質、氣味、重量、印刷效果構成的一個身體,經由語言與另一個有著鮮活知覺的身體,讀者,連結起來。語言作爲一種技術,一部選擇的機器,構造出渙散的卻縈繞在手邊的記憶的環境,將多種多樣的感覺歸結爲語詞,再將語詞材料轉換成另一個身體的「思想」。 

 

「文學意味著從事交流;因此,它被身體的表演所規管」。

 

在一場演講中,發言的人運用所有可能的身體活動,從神經刺激、肌肉緊縮,到發音、表情、手勢,再到全身動作,來傳達、説服、祈使。其間,強力通過語言修辭和身體表演,來散佈、影響,乃至驅使和策動信息接收者。所謂的交流,就是在身體與身體之間構成相互交感的共有空間,強力就在這個空間中來回流轉。更高強度的交流通向激活各種被日常規範所遮蔽、禁止的身體技術——這無疑是身體與身體之間開展的一場藝術生產,而且往往不免會是一種從性慾生發出來的創造(erotic invention)。 

 

在交流活動中,關鍵問題不是言說行為說了什麼,而是由哪一個身體安排、施行了這些行為,由哪一股強力,以什麼樣的意志演繹、詮釋出語詞的意義,也就是説意義僅僅與「強力的構成」(power formations)有關。系譜學的方法於此得以被引入:語言並沒有一種原本的意義或者意義的本源,語言的意義是由詮釋行為所決定,而詮釋本身就是強力意志的一種形式。系譜學不關心對本質或者本源的探尋,不預先設定在語言背後存在著先驗的能指——詮釋與以注釋「真正含義」為宗旨的解釋學(hermeneutics)無關。系譜學只考慮如何呈現出「銘刻的暴力」——它把歷史讀作一系列禁止與僭越、鬥爭與張力。詮釋的行爲就是強力刻劃意義或抹去意義的活動;詮釋總是與詮釋對抗,一種強力以對詮釋的詮釋來歸並、壓倒其他詮釋。 

尼采對於認識論的支配地位的顛覆(參見他的《偶像的黃昏》),也意味著「再現」理論遭到最尖刻地質疑,意味著「認識主體」的中心位置被剝奪——就連主體也不過是一部發揮特定功能的機器。隨之而來的則是將一切哲學問題都歸結到意識問題的「心理學」的失效——意識不過是身體在交流中發展出來的、使溝通得以達成的其中一個手段。

 

在奇特勒這裏,「生產媒體的身體」(media-producing body)取代了主體與客體的形而上學範疇;不以理性為原理,卻以對於媒體的生產與消費為原理的共有空間概念破壞了以認識活動為優先的傳統思想秩序。一種前認識的、微觀的生理學接替心理學,為如何與主體以及意識結構完全無涉地處理物本身提出了框架。 

 

然而我們需要提問:

 

作爲中介的意識、先驗的認識主體、具有濃重形而上學意味的認識論,乃至理性被擱置,可以被稱作「無知識身體」(body without knowledge)的「物」相互糾纏或彼此傾覆,於混沌與暴力的肉身世界運動變化不休,那麽從此以後,哲學的故事就此終結了嗎?在一個沒有秩序的宇宙,還有什麽規律、原理和邏輯等待哲學活動來形式化嗎?倘若在物的領域只存在各種差異和強度,這裏的「多」是否便只能是一種雜多(manifold),而與必然性、普遍性毫不相關?

 

奇特勒的回歸到前蘇格拉底的唯物主義似乎沒有給出答案。這些問題大概要待到我們討論德勒兹與尼采的時候才會重新被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