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 AVANT-GARDE
10.02.2017

專訪阿甘本:哲學將生命賦予所有的經驗(上)

「我一直相信哲學和詩歌之間存在關聯。我一直熱愛真理和文字。」——喬治·阿甘本

 

編按:阿甘本在新書《何為哲學》(What is Philosophy?)中說,「我深信,哲學不是一門你可以規定其主題及邊界(就像德勒茲嘗試去做的)的學科,它亦不是學院試圖追溯的一段線性的、但願是逐步前進的歷史。哲學不是一種本質(essence),而是一種強度(intensity),它可以在一瞬之間將生命賦予任何一個經驗領域:藝術、宗教、經濟、詩歌、激情、愛情,乃至無聊。它很像是風、云或者風暴一類的事物:它能夠突然地產生、動搖、重塑,乃至毀滅業已產生的場域,再以同樣不可預知的方式,過境然後消失。」

 

訪問者(下稱AG):安東尼奧·諾裡奧(Antonio Gnolio),義大利《共和國報》(La Repubblica)記者。


受訪者(下稱 GA):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義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以其探討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和牲人(homo sacer)的著作聞名。

哲學是一種強度,貫穿任何領域

 

AG:在你的描繪中,哲學是變化莫測的。

GA:我將經驗領域一分為二:一種是本質,一種是強度。對於本質,我們可以指定其邊界,定義其主題,為其繪製地圖;而強度則沒有特定的場域。

AG:它能出現在任何地方?

GA:在這個意義上,哲學、思想是一種強度,趨向于驅動和穿越任何領域。它與政治一樣,都具有張力的特質。就連政治也是一種強度;與政治專家所持的觀點相反,政治並沒有特定的場域:它不僅顯現在最近的歷史中,也突然出現在宗教、經濟領域;甚至美學也能夠獲得某種顯著的政治強度,從而發展為敵對和鬥爭事件。毫無疑問,強度比本質更有趣。如果本質和紀律——說到底就像我們的生活——維持靜止,如果它們不嘗試達到某種強度,它們便會退化成官僚主義的例行公事。

AG:詩歌是防止這種退化的一劑良方。你一直強調哲學與詩歌的關聯,這也是海德格思考的中心問題。是什麼構成了這一關聯?

GA:我一直認為哲學和詩歌不是兩種互不相干的本質,而是兩種強度,它們以相反的反向趨向語言這一獨特的領域:純粹意義(pure sense)和純粹聲音(pure sound)。沒有一種詩歌可以脫離思想,正如沒有一種思想可以脫離詩意的時刻。在這個意義上,荷爾德林(Hölderlin)和卡普羅尼(Caproni)都是哲學家,正如柏拉圖和班雅明的某些文本是純粹的詩歌。如果兩者界限分明,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屬於哪一個陣營的。

 

繼承西蒙娜·薇依對法的批判

 

AG:你擁有法學學位,但不同尋常地,你的論文做的是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可否談談這個選擇的由來?

GA:我首次讀到西蒙娜·薇依的作品是在1963或1964年,在巴黎,因為我碰巧在蒙巴納斯的Tschann書店買到初版的《筆記》。這本書令我傾倒,以至於一回到羅馬我就把它讀給艾爾莎·莫蘭黛(Elsa Morante)聽,她也被征服了。我馬上決定在我的法哲學論文中研究薇依的政治思想。在當時的義大利,薇依的思想鮮為人知,我對它的了解甚至遠勝於我的論文導師。

AG:在她的思想中,最觸動你的是什麼?

GA:尤其是她在〈人與神聖〉{註一}這篇文章中對人格(personhood)和法律的概念的批判。以此為線索,我閱讀了馬瑟·牟斯(Marcel Mauss)關於人格的隨筆,弄清了法人(juridical person)和現代人的戲劇(之後是神學)面具之間的密切關係。或許,我對法的批判——從《牲人》(Homo Sacer)第一卷至今——正是根植於薇依的文章。

 

與班雅明的相遇仍在延續

 

AG:你的思想框架的另一個根基是華特·班雅明。

GA:生命中有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和相遇,它們的意義很難一下子被理解。我們可以說,它們一直陪伴在我們左右。與班雅明的相遇——正如在勒托爾(Le Thor)與海德格的相遇——就是這樣的相遇。神學家說上帝每分每秒都在繼續創造世界,同樣地,這些相遇也從未間斷。我欠班雅明的債簡直無法計算。

AG:債是一個很大的詞。

GA:一個方法論的問題足以說明這一點。是他教我從遙遠的歷史背景下的某個特定現象中汲取力量,從而在當下恢復行動和生命力。如果不是這樣,我不可能投身研究神學和法學、政治學和文學如此多元的領域。當你不停地「騷擾」(haunt)某個作家,就會發生一些神奇的事情,但這其實只是因為你跟他太親密了。因此,我在不同地方找到過班雅明的手稿,先是在羅馬,他青年時的朋友家中,然後是在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中(班雅明在生前最後幾年寫作的關於波特萊爾的手稿)。

 

唯有通過考古才能認識當下

 

AG:近年來,你比以往更多地提到「身體政治」。這個概念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傅柯?

GA:當然。不過在我看來,傅柯的研究方法——即考古學——也同樣重要。我堅信,唯有通過研究過去,通過考古,我們才能認識當下。應當澄清——就如傅柯所做的——考古學研究不止是對當下的研究投射在過去上的影子。在我的研究中,這個影子比傅柯的更長,因為它包含傅柯極少關注的領域——神學和法學。我在《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王國與榮耀》(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和關於宣誓的書中進行了純考古學的研究,它們也許存在爭議性,但至少我希望它們能幫助我們理解自身所處的時代。

AG:另一個幫助我們理解這個時代的作家是居伊·德波(Guy Debord),他寫了《景觀社會》這本關於我們的時代的書。

GA:這本書在1967年剛出版的時候我就讀了。多年後,也就是80年代末期,我和居伊成為了朋友。但我仍然記得最初讀到這本書時長舒一口氣的感覺,因為這個作家的思想完全不帶有某種意識形態的偏見——正是那種偏見阻礙了68運動的發展。在68運動期間和之後的幾年,我拜訪了參與運動的一些友人,他們不假思索地自稱「毛主義者」、「托洛斯基分子」等等,不感到一絲恐懼或羞恥。而居伊和我都同樣清醒;他從先鋒藝術的傳統中走來,我則從詩歌和哲學中走來。

AG:德波曾這樣形容自己:「我不是哲學家,我是戰略家」。在你看來,他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GA:雖然他這麼說,但我不認為他覺得作為哲學家和作為戰略家之間存在任何矛盾。哲學總是涉及到戰略的問題,因為,即使它追求的是永恆,也必須通過對抗自己的時代來達成這一目標。

 

{註二} 〈人與神聖〉是收錄在《筆記》中的一篇文章。

(文章譯自Religious Theory,原題為Philosophy As Interdisciplinary Intensity – An Interview With Giorgio Agamben (Antonio Gnolio/Ido Govrin,原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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