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13.07.2017

無形之手的迷思:經濟學之父的哲學世界

作者:王红曼(華東政法大學中國法治戰略研究員

亞當·史密斯的名字似乎永遠是和《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的作者聯繫在一起的。與此同時,史密斯毫無疑問是一位被人們奉為偉大的經濟學家而名垂青史的。實際上,孕育出這兩部傳世經典之作的土壤則是史密斯深厚的哲學思想。其好友休謨在接到史密斯1759年發表的巨著《道德情操論》一書之後,寫了長信給史密斯,其中有這樣一句:「您要表明自己既是一位專業的哲學家,又是一位實際的哲學家。」熊彼特也在他著名的《經濟分析史》中高度評價了史密斯的哲學論文。儘管史密斯堪稱一位偉大的哲學家,但是傳統學界仍然忽視其作為蘇格蘭18世紀啟蒙運動代表人物中較為重要一面,即建立在天文學、物理學、形而上學歷史分析之上的自然哲學以及形而上學的哲學體系。而這兩方面的哲學思想是構成史密斯對自然科學史思考極為重要的內容,可為研究史密斯哲學思想體系開闢新的空間,並與史密斯的社會哲學思想一起,共同構成其哲學思想的完整體系。

作為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重要代表,亞當.史密斯是那個時代傑出的思想家,他致力建構一個涉及政治、法律、經濟和倫理道德的「道德哲學」體系。(鏈接)

 

 

自然哲學思想

 

史密斯的自然哲學思想是以討論人類的心智為主,即人類是如何分析、分類以及理解這個世界。他在《天文學史》的開篇即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是什麼促使我們建立了科學理論;接著他描述了理論從提出到接受檢驗,再到最終被替代的整個過程;最後,他引用牛頓的例子,解釋了一個「好的」理論所應具備的要素。他指出,推動人類科學理論發展的動力來源於人們對新知識的好奇心,即「無知帶來的新奇樂趣」。他甚至完全同意休謨的「由法律生安全;由安全生好奇;由好奇生知識」的觀點。他進一步描述和論證「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階段,當法律、秩序和安全尚未建立之時,人們並沒有那份好奇心去探詢那些看似鬆散脫節的自然現象維繫在一起的隱形的事件鏈條。

 

然而,當秩序和安全已在法律基礎上建立,當生存已不再充滿危險,人類的好奇心便開始滋長,他們便有了更多的閒暇去留意諸多自然現象,能夠更敏銳地觀察到自然現像中最細微的不合常規之處,也更迫切地想去探究自然現象背後的關聯鏈條」。從這個角度來說,「好奇心是哲學家的標誌」,故而「哲學可被視為一種與人的想像力交往的藝術」。

 

在以上哲學思想原則的指導下,史密斯指出,科學的起源也就是哲學的起源,其目標是「探索關於相互銜接的自然律的科學」。這可視為史密斯科學觀的核心。他認為,對於古代天文學家來說,需要解釋的「驚奇之事」是太陽、月亮和星星的運動,以及它們彼此間所形成的充分關聯。而這些天體運動的秩序構成了太空的運動法則,即太空秩序或天體秩序。這就從一個以天文學發展史為視角的理論發展出一個解釋世界的方法。對於史密斯來說,解釋世界的方式則是依靠人類的心智將世界的複雜性分解為我們能夠實際理解的簡單原理。

 

史密斯看來,所有的科學模型,也就是「所有的哲學體系」都純粹是人類想像力的發明創造。他詳細地考察和追溯了世界上第一個正規的天文學體系,即意大利學派的天文學體系;並依次論述評價了各個學派和各個體系在天文學方面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即大致為亞里士多德體系→歐多克斯體系→依巴谷體系→托勒密體系→哥白尼體系→布拉赫體系→伽利略體系→開普勒體系→笛卡兒體系→牛頓體系。他除了論及這些大的體系之外,還對許多為天文學作出貢獻的學者和學派都不吝筆墨,一一進行了描述。特別有意義的是,他首次公正清晰地梳理了依巴谷(Hipparcos)體系,並批判了在他之前哲學家對此體系的漠視。在天文學發展史的基礎上,史密斯提出了一個「連接律」的概念,同時也指出,沒有一個體係是完全嚴密的,「支配這個世界的相互銜接的『律』是無法為全人類所熟知的」。因此,「連接律」概念可看作史密斯在自然哲學思維嚴密性和抽象性上的一個創新,把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引進了一個新的境界。

 

在遵循「連接律」的原則下,史密斯進一步將其自然哲學從天體引向天體之下的世界,即地球的世界。他說:「哲學,一方面致力於建構井然有序的天體系統,一方面又把關注的目光轉向大自然中不那麼崇高的部分,即地球本身及地表附近的物體。」也就是說,整個自然哲學的對像是包括天上與地上的「存在」,也統稱為宇宙。而宇宙則被視為一架完整的機器,被普遍法則所支配,指向其總體目標,即宇宙萬物及其中各個物種的總體存續和昌盛,即「存在是與萬物的連接」。

 

由於這個宇宙體系太過精妙,具有其完美的統一性,因此,史密斯完全贊同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即「一切事物自然本性中都有神性的部分」;也如柏拉圖所言「人的心靈本身就是神性的一部分」。出於神的智慧,它何等巧妙地安排了所有植物或動物的天性中都有兩個偉大的目的,即維持個體的生存和種族的繁衍。它們各自的運動和結構的最終原因受造物主的安排,受神的指引。這種觀念是受史密斯那個時代強大的自然哲學傳統的影響。至此可見,史密斯在自然哲學方面的理論框架基本是依循西方古典哲學體系路徑,圍繞太空秩序與宇宙秩序,展開對自然秩序的論證邏輯,並為接下來的社會哲學預留了理論接口。

目前的西方世界,不會是一個社會主義復興,對抗資本主義的時代,而會是一個保守主義復興,抵抗文明衝突的年代。保守主義一方面要修復上層資本家和中下層勞動階級的衝突,另一方面要修復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衝突,而修復的辦法,就是《國富論》主張的控制金融資本,促進教育公平,加上當代特有的限制移民的一整套保守主義方案。(鏈接)

 

社會哲學思想

 

以宇宙體係為主體的自然秩序的普通法則是否適用於人類體係為主體的社會秩序呢?是什麼樣的性質在維繫人類社會?又是什麼樣的原因使人類社會得以存續?關於這些問題,史密斯充分發揮了其天才的想像,並深受休謨「人性論」的影響,把人性作為其社會哲學的出發點。在對人類歷史的敘述中,不僅強調物質生產方式的變革,同樣也強調所有權和法律的演進,同時還揭示出人類習性在促進物質豐裕過程中的作用。

 

無論是《道德情操論》還是《國富論》都充分展示了他以真正科學家的精神,在研究人、人性和人類社會方面的雄心抱負,將人性科學賦予了現代生命科學意義。他潛心鑽研普通人的日常經歷,以及普通人實際上是如何體驗社會交往以及他們如何做出道德決定的。這種研究方法主要是「從自然的或日常的機制上重新闡釋人類本性」。他的分析表明了交換傾向是人所特有的,分工即來源於交換的癖性;才能是分工的結果,而非其原因;有秩序的交換系統即是市場的發展。故此,以經濟生活為核心的人類社會體系即史密斯的「人性科學體系」。

 

史密斯突破過去傳統意義上人性科學研究之局限,從「人」現世的實在出發,把人性情感倫理視為社會政治倫理的基礎,認為從個人秩序到社會秩序是以人性本原上的「同情心」為人類生物學基礎。在史密斯看來,只要是「人」,除了如霍布斯所說的「自我保存才是第一自然律或自然法」之外,同情這一傾向也是與生俱來的。他從對人性的自然傾向的考察中獲得人類知覺與行動的普遍規範,就像牛頓力學一樣,終點都不外乎求一般均衡,宇宙和人類社會的本質最後都落實於均衡秩序。史密斯所說的「合宜性」原則,就是這種均衡秩序原則。為此,他將道德理論與國家理論的規範命題從經驗科學的命題中抽撥出來,從而否認社會機制的發生並非理性的先驗產物,闡明了合理的社會結構框架是在歷史的變遷中逐漸形成的觀念。他指出,政治經濟制度並非僅僅受自我利益(利己主義)的驅動,在公正的製度框架內進行的合作則體現了人類的社會利益(利他主義)。這種建立在人性原則基礎之上的社會哲學深刻認識到「經濟」的鏈條作用,通過「連接律」這一核心概念思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由「公司」這一企業組織形式構成的經濟制度,並將「連接」這二者之間最重要的媒介,即經濟行為者個人的作用和限制置於「公正」為其核心理論的社會環境中,從理論上和製度上使公眾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

 

史密斯強調,只有較好地遵守正義法則,社會才能存在,不義行為必然有損於這個社會。法治和正義為創建人類社會體系提供了框架,共享道德慣例的演進性則為人類社會生活的維繫和發展提供了保障。總之,建立在人性基礎之上的精神秩序與道德秩序是構成史密斯整個社會秩序理論的核心內容。在其社會哲學中的「公正旁觀者」一如其自然哲學中的「造物主」一樣,都是一隻「看不見的手」,但其力量卻無處不在。這種無意識結果促成社會演進的思想成為史密斯留給當今世界的主要思想財富之一,推動了社會道德心理學的研究和發展,幫助我們塑造了當今世界,還為我們理解這個世界提供了智力工具。

 

形而上學的觀點

 

形而上學是原始哲學的一個門類,是古代思辨哲學及唯心主義的基礎所在。它是一種研究「存在」的本體論體系,其理論原則是以世界本原(或世界終結)的第一原因和基本結構為研究對象。史密斯一生孜孜追求科學精神,奠定其對太空「天性」與塵世間「人性」(即整個宇宙性)精準分析的理論基礎,他在繼天文學歷史、物理學歷史之後,又分析了邏輯學與形而上學的歷史。

 

在《古代邏輯學和形而上學的歷史》一文中,史密斯提出了鮮明的形而上學觀。在此文開篇重述自然哲學使命與責任之後,他即指出形而上學的任務以及在哲學領域的排序位置,認為形而上學是完全從屬於邏輯學,並把邏輯學一詞用複數形式表示,目的是為了與物理學、形而上學這兩個詞的嚴格複數形式相協調和統一。因為他考證,在亞里士多德時代以前,邏輯學與形而上學似乎被視為屬於一體的,並且在二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古代辯證法。與此同時,他認同自柏拉圖以來形而上學極具科學性的一面,他認為形而上學作為一門科學,理應排在自然哲學之前。

 

基於以上觀點,他進一步指出,形而上學作為一門「科學」,其哲學氣質正如柏拉圖所言,就是要闡明造物主用以創造世界的三個原則:其一為主體——事物的質料;其二為理型或事物的獨特本質;其三為這兩者結合的產物——可感知的事物本身。前兩項原則是永恆的,第三項原則是永遠處於流變中。由於「性質飄忽的事物,永遠無法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科學所研究的對象,以及一切穩定的理性所判斷的對象,必須是持久不變的;它必須始終存在,不生不滅,從不發生任何改變」。因此,儘管「人身體的每一個分子都處在時刻不停的變化中,他頭腦中的思想也同樣在不斷地流變和演替。然而,人性——人的本性——卻是永恆存在的;它永遠保持不變,不復生成亦不復朽滅。因此,它才是科學、理性和理解力的對象」。又由於神以自身的無限本質,包納了所有這些理型,或者說外在範型,正如其包納了所有可感知的對像一樣,所以,神是永恆的。

 

故此,史密斯認為形而上學主要任務是要探討宇宙的永恆性、萬物的可變性以及人性的不變性。於是,科學永無止境,因為「要解釋一般理念的性質並描述其來源,即使在今天也是抽象哲學當中一件極為困難的任務」。由於史密斯所處的時代正好是「物理學意義上」的原子論在思想界引領風騷的時期,所以最後史密斯完全贊同亞里士多德著名的「五全稱命題」(即類、種、特異屬性、固有屬性和偶然性)。其《國富論》即是以形而上學的哲學原則為指導,以分工作為「類」活動的人的經濟活動為主題。

本文原載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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