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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2017

什麼是誓言?

作者︰馬達

近年來,隨著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著作中譯本的相繼問世,這位意大利思想家已經成為漢語學界檢索最多的人物之一。這種「阿甘本熱」背後的原因或許在於,在今天這樣一個政治衝突不斷而舊有的範式紛紛失效的時代,阿甘本的確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的顯著特征之一便是,通過回溯到歷史的某個階段(主要是古典希臘羅馬時代),從而發現現代政治的原始結構。在新近出版的《語言的聖禮》(The Sacrament of Language: An Archeology of the Oath)一書中,這一情況同樣也不例外。

 

如題目所示,這本書討論的是語言問題,更準確地說,它考察的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形式,即誓言。誓言是什麼?如果從其功能上來界定,我們知道,它似乎是一種有效性保證。當我發表一個聲明時,人們可能會質疑我所說的話的真實性,然而,一旦我加上「我發誓」之類的措辭(尤其是以上帝的名義來發誓的時候),這個聲明就一下子變得鏗鏘有力,令人信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誓言似乎具有某種神秘力量,這種力量使其成為我們話語之效力的保障。

 

阿甘本當然注意到誓言的這一特點,然而他提醒我們,這種頒發有效性憑證的誓言之功能在一個例外狀況中受到了質疑,這就是偽誓的存在。由於我本人可能發的是假誓,因而即使我再怎麼承諾,這也不能改變人們狐疑的目光。偽誓的存在,恰恰從其內部質疑了誓言的一般功能。換言之,偽誓這一情形已經結構性地被包含於誓言之中。這就將我們引向了更一般的問題,即語言本身的孱弱。一般認為,語言天然擁有指涉事物的能力,它標志著詞與物的統一。但是,在偽誓這一極端的情形中,語言的這種能力恰恰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在這裡,詞與物、能指與所指之間被暴露出從來就不是一種充分的對應關系,這就更不用說我們的日常語言了。那麼,這一情形是如何發生的?

 

對於這一問題的思考,將阿甘本引向了對誓言的結構性分析。當我們說出一個完整的誓言時,除了作為內容的證言,更為關鍵的是,另外兩個重要的因素,這就是「引諸神為見證」和「針對偽誓的詛咒」。為什麼要訴諸上帝的名義?通過對猶太哲學家斐洛「寓意解經」(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的分析,阿甘本發現,在他那裡,神的語言即誓言。也就是說,誓言的典範正是神的語言,由於後者的效力是自我賦予的(通過對諸神名稱的詞源學考察,阿甘本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這些專名在其起源上均指向一個個事件性行為;換言之,語言從一開始就是一種「言語行為」,說話就是做事,因而無真假之辨,亦即現代語言學上的「述行話語」(performative utterance),因而它絕對真實可信,不容置疑。因此,在發誓的時候,我們訴諸上帝之名,是在將人的語言關聯於神的語言,或者至少以求接近它的模式,這裡出現的正是一種「語言的聖禮化操作」。但是,問題在於,當我們逐漸空洞地宣稱上帝的名字的時候,當上帝之名被濫用,遭到褻瀆,而不再包含任何語義內容地被說出的時候,詞與物之間原有的絕對關聯就開始被打破,二者之間的紐帶便從此滑落,因而也就從述行關系轉變為一種陳述關系,但是,如前所述,後面這種意指關系從來就是不充分的。而這正是偽誓誕生的原初場所。

 

然而,阿甘本的分析還不止於此。我們知道,在阿甘本關注的諸多主題中,「生命政治」(biopolitics)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其基本線索是,主權者通過它的至高決斷,懸置了現有的法律秩序,並從中劃分出一個例外狀態。在這裡,主權者對赤裸生命生殺予奪、任意處置。在《語言的聖禮》一書中,阿甘本更是從語言的角度對法律和赤裸生命的誕生過程進行了描述。由於在誓言中,我們將自己的語言進行聖禮化,於是我們也就將自己的生命轉交給上帝,從世俗領域中撤離,成為神聖人(赤裸生命)(Homo sacer),並與上帝締結一種契約關系。而這一要求忠誠的義務關系正是後來法律的原型。但是,由於空洞地引證上帝之名,發偽誓,甚至是說上帝的壞話,這就導致了針對偽誓的懲罰,即詛咒。因此,一旦我們發偽誓,詛咒(或政治詛咒)便緊隨而來,通過詛咒,法律便從中界定了自身的權力範圍和活動領域。這裡發生的正是一種權力的聖禮化操作。


那麼,如何抵抗誓言或者語言的這種詛咒?在這本書的結尾處,阿甘本粗略地提到一種可能,這就是誕生於古希腊的哲學。他說,「哲學從其構成上來說,是對誓言的批判:哲學質疑了連接人類與語言的誓禮性紐帶,避免因那種原因而出現單純偶然的言說,避免墮入空洞的言辭之中」。這是否可能?阿甘本沒有具體展開論述,或許這也是他留給我們的疑問。

The Sacrament of Language: An Archeology of the O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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