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新聞
14.07.2017

佩里·安德森:當今的新自由主義、烏托邦主義和民粹主義(上)

作者:丁雄飛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年出生,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政論家。1962至1982、2000至2003年任《新左評論》主編。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和社會學教授,《新左評論》編委會成員。

 

在這則訪談中,安德森教授探討歷史與當下的新自由主義、烏托邦主義、民粹主義。文章原載澎湃「上海書評」,原標題為《佩里·安德森訪談II: 終結、未來、行動者》。本文獲作者授權,因篇幅較長,分上下兩次連載。

 

您認為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還是如阿蘭·巴迪歐和汪暉以不同的方式論述的那樣,是革命的世紀?鑒於2008年爆發了金融危機,我們可以說新自由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終結了嗎?

 

安德森我認為把整個二十世紀描繪成一個革命的世紀,或是一個美國霸權的世紀都是錯誤的。事實是,偉大的革命發生在這個世紀的上半葉(1917-1949),而美國霸權僅僅在1950年左右之後才成為全球霸權。所以你面對的是兩個不同的階段。我對把這一百年均質化為「革命」或「美國」的企圖都抱以批評的態度。在西方——事實上很可能在今天的任何地方——關於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歷史書寫,是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的《極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這本書在很大程度上以歐洲和俄國為中心,也部分涉及了第三世界。他對這些地方瞭若指掌,掌握了第一手的材料。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但我也因為它美國寫得少,日本寫得更少,也沒怎麼寫中國而批評過它。他對美國在這個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國對這個世界造成的影響的低估程度,令人吃驚。對於這二者,我們都要銘記在心,而不可厚此薄彼,讓任一方遮住另一方的光彩。

 

然後你問我,我們可不可以說新自由主義在2008年前後終結了?這實際上是另一個我與霍布斯鮑姆產生分歧的問題。在1998年,霍布斯鮑姆就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終結。他錯了——過於樂觀了。新自由主義在那個時候根本沒有結束。而同樣的表態在今天則顯得有道理得多。但我仍會對預測新自由主義的未來抱以十分謹慎的態度。照今天的情況來看,也就是距離2008年的崩盤近十年之後,我想關於新自由主義的狀況至多可以說四點:這四點還算輪廓分明。

在1998年,霍布斯鮑姆就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終結。他錯了——過於樂觀了。新自由主義在那個時候根本沒有結束。(資料圖片)

首先,在智識層面,作為一種主流經濟學家鼓吹的強硬的、體系化的正統理論,新自由主義目前無疑陣腳大亂了(disarray)。你能從以下事實中感覺出這點:那麼多在十年前無條件地把新自由主義作為真理來宣傳的經濟學家,今天再也不這麼做了。他們頻繁地說著一些自己十年前完全無法接受的話,卻不承認是自己的想法變了,當然更不會提及自己從前說過的話。一個經典的例子是勞倫斯·薩默斯:他先後擔任了克林頓和奧巴馬的首席經濟顧問,是美國銀行系統進一步放鬆管制的主要責任人——正是銀行系統大肆宣揚金融投機,導致了2008年的崩盤——可以說,薩默斯是最自以為是、最武斷自信,而且很可能是過去三十年裡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但今天,你聽到薩默斯突然面不改色、恬不知恥地宣佈:全世界都進入了經濟增長無限期放緩的階段,一切都將變得十分艱難。他無法解釋為什麼,只是說,如果你看一看這些數字,你就會知道將要出現這樣的狀況。於是他開始敦促美國實施財政刺激,加大公共開支:這些經濟救濟措施正是他和他的同道在過去最鄙視、最排斥的東西。所以,在觀念的層面,很明顯,新自由主義亂了陣腳。

 

如果你把目光放在實踐層面,你看到的是某種孤注一擲的權宜之計——決策者和央行行長們苦苦掙扎,力圖化解仍在繼續的危機所造成的各種後果。這些應急手段有相當一部分以人們可以想像的最明目張膽、最激進的方式,與正統新自由主義理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直至2008年開出的政策藥方相抵觸。無疑,這裡尤其教人印象深刻的是所謂量化寬鬆(QE)——其實就是通過印錢使經濟繼續苟延殘喘(afloat)的委婉說法。這種做法在昨天還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今天卻突然變得頗能讓人接受了:美國人最先這麼幹了,接著日本人步了後塵,最後歐洲人照樣故技重施。所以,一方面是專業人士自亂陣腳,一方面是決策者孤注一擲地採用非正統的應付之策。然而,與此同時,量化寬鬆非但沒有逆轉,反而實際上加深了那些最開始導致危機的進程。所有造出來的錢——馬克思稱之為虛擬資本的東西——都進入了房地產市場和股市。這些錢被用來催漲資產價格,提振商業信心,既沒有導致任何生產性投資的增長,也沒有落入普通市民的手裡,以任何顯著的方式增長國內需求。量化寬鬆所做的,只是支撐、抬高富人的收入。所以,它決不是同我們過去已有的一切的決裂,而只是過去的延續。在此期間,沒有對收入重新分配,沒有累進稅制改革。簡言之,有錢人會變得更有錢。

 

第三,新自由主義最具決定性意義的、獨一無二的標誌是什麼?可以用柴契爾發明的一個詞來總結:私有化——巧取豪奪(stripping)公有經濟的資產,以十分低廉的價格,拱手讓給私有資本。那麼如今,私有化的腳步是停止了還是放緩了呢?恰恰相反,縱觀整個世界,私有化一刻都沒有消停過:在印度,新一波的私有化剛剛啟動。巴西也是同樣的圖景(scene):公共部門太過龐大了,我們必須變賣拋售。再看墨西哥——政府的首要議程是什麼:我們必須私有化。只要這一全球進程繼續無情地浩蕩向前,宣佈新自由主義已死可能還為時尚早。

 

最後,還有一個讓我們不能說新自由主義已經終結的原因:我們依然缺乏任何清晰的替代它的東西。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古典自由主義的正統理論盛行,它提倡用保留金本位制和通貨緊縮來克服危機。幾乎所有的官方經濟學家都是這一類型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但當危機發生,立刻就有像凱恩斯這樣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思想家說:不,通縮不是辦法,我們需要的是財政赤字、公共開支。此外,瑞典的經濟學家同樣拒絕正統理論,呼籲建立受管制的勞動力市場。更有像沙赫特這樣的德國銀行家,準備徹底同正統理論決裂,通過為工務計畫(public works programmes)——首先是重整軍備——籌措資金,恢復充分就業。而今天,你找不到任何類似的替代性學說在官方層面流傳。這是另一個讓人懷疑新自由主義是否真的終結了的原因。

 

經常有人把您1992年的文章《歷史的諸種終結》,以及您2000年為《新左評論》重計刊號撰寫的社論《新生》(Renewals)視為悲觀主義之作。其實,您流露出的毋寧是一種毫不妥協的現實主義姿態,何況您至少在2004年的時候寫過一篇《時間之河》(The River of Time),充滿溫情地回顧了烏托邦主義(該文論及的弗雷德里克·傑姆遜2016年出版了題為「一個美國烏托邦」的長文,其中展現的理論能力和想像力令人震驚)。這些文本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統統指向了一個問題:如何看待資本主義的未來。在今天,您會怎樣描述這個未來?

《後資本主義》(Postcapitalism),作者保羅·梅森(資料圖片)

安德森:這麼說吧,我不會自稱現實主義者(realist),因為這是在自吹自擂。成為現實主義者是我的目標,但這不是一回事兒:不能假定我已經做到了。至於你的問題,我想起傑姆遜曾經寫過一句話(雖然他並沒有直接這樣宣稱,但把這句話歸在他名下是正當的):如今,構想這個世界的終結,比構想資本主義的終結更容易。他這麼寫的時候是2003年,這話當時聽起來千真萬確。那問題是,今天,它還是真的嗎?無疑,同十五或二十年前相比,對資本主義的半(semi-)主流批評要多得多。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是湯瑪斯·皮克迪那本關於資本的大書的走紅。那本書裡充滿了各種有趣的資料,但人們對它的讚譽確實過分了。皮克迪根本不反對資本主義,他是個溫和的社會民主派,而且在我看來,還是不太實際的(realistic)那種。但他的書大獲成功,表明政治空氣正在起變化。更加意味深長的是,現在還出現了這樣一批被廣泛討論的書,它們非但認為資本主義終有死期,而且會以某種十或十五年前想不到的方式死去。我想舉三個最近的例子。有本書叫《後資本主義》(Postcapitalism),作者保羅·梅森(Paul Mason)是個英國記者:他是半個經濟學家,半個活動家,還是現任英國工黨領袖的顧問。《後資本主義》是本非常有意思的書,雖然並非全然條理分明,卻試圖兼顧歷史與烏托邦。另一片可以讓我們知秋的落葉是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格奧吉·傑爾盧吉揚(Georgi Derluguian)和邁克爾·曼合寫的書。它有個令人吃驚的標題,就叫《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接下來的例子是德國社會學家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的新書。施特雷克是當今歐洲最傑出的、正在運轉中的批判性大腦,他的書有個類似的實事求是的名字——仿佛關於這件事已經沒有疑問了——《資本主義會如何終結?》(How Will Capitalism End?)

 

這些書都在問:資本主義還能維持多久。一下子出現這麼多這樣的書,背後是什麼在起作用呢?是三四種不同的關於資本主義未來的預測。有人說,資本主義正在證明,自己作為一種生產方式,與任何意義上的全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都格格不入。言下之意是,如果中國和印度發展出了像美國那樣密集的汽車文化,如果中國和印度的人均汽車擁有量和美國一樣,這個星球就會變得不適宜人類居住了。這是生態末日一路的論點。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頗為不同的恐懼,即擔心機器人和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會威脅中產階級的存在。要知道,資本主義的政治穩定正有賴於中產階級。福山的心頭就縈繞著這樣一種前景,但並非只有他一個人這麼想。蘭德爾·柯林斯這樣一流的歷史社會學家,也從一個不那麼為資本主義著想的角度,預料到了同樣的結局:中產階級會逐漸喪失他們在服務業的穩定工作,這對於整個系統是致命一擊。再然後,保羅·梅森提出了一個論點,認為資本主義內部長出的一種經濟類型將資本主義置於根本的威脅之下。這種經濟基於信息,而非生產:由於缺乏一種價格機制來調節如此之多的資訊,它們便成了某種近乎免費的商品,從而使得對盈利能力和資本積累的一般計算變得不再可能。

最後,還有施特雷克的判斷:資本主義對不斷膨脹的債務流沙的依賴,注定會導致這個體系最終分崩解體。在施特雷克看來,資本主義差不多會像曾經的封建主義那樣逐漸凋零,這是一個相當漫長和漸進的過程,人們幾乎察覺不到。就像社會一度不斷成長,最終拋棄了封建主義,誕下了資本主義——在任何人充分注意到資本主義,或能真正為它命名之前——社會最終也會把資本主義拋在身後,甚至不一定非要有任何非常強烈的反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興起。總之,今天有一個新的話語環境,那些十或十五年前不存在,或不被認真對待的觀念,進入了公共領域(domain), 甚至在主流媒體中有了一席之地。這是個新情況。人們開始好奇資本主義的結局(end)了。

 

當然,這並不等於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替代性社會的形象了,我們尚不知道這個社會將是什麼樣子。在這一點上,人們可以瞄準的是各種烏托邦思潮——一個弗雷德里克·傑姆遜一直在維護的烏托邦思想傳統。甚至,他認為所有的意識形態必然有其烏托邦的一面。我不贊成這個觀念。但我堅決贊成他對如是在西方被廣為接受的觀點的拒絕:烏托邦總會構造出一個極權主義的噩夢。實際上,烏托邦思想代表了一個充滿活力與創造力的智識傳統,人們應當重視,而非詆毀它。並且它也不光是一個左翼遺產。在中國,你可以發現一些才智頗高的思想家,儘管不是社會主義者,卻同樣贊成這一視野。擁有獨到見解、精神昂揚的半自由主義思想家秦暉就是一個例子。他堅持認為烏托邦想像是一個重要的資源,應該被珍視,而非被摒棄。

 

關於資本主義的未來,我還有個一般的觀點。有兩句話我經常引用,它們的意義彼此關聯。一句是查理斯·奧爾森(Charles Olson)的偉大詩篇《翠鳥》(The Kingfishers)著名的第一行:「不變的,是求變的意志。」(What does not change is the will to change)這句話使用了悖論修辭,在英文裡十分有力。另一句是尚·布希亞在2001年寫下的名言。他說,普天之下,關於任何確定秩序的觀念,都讓人無法忍受(the idea of any definitive order is universally unendurable)。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樂意接受這樣的事情:結構性的東西將永遠不會改變。實際上,布希亞的句子並非總是符合時宜的(not timeless)。我相信它對今天適用,對過去則不然。因為顯然,一代又一代的中國文人認為,理想的社會秩序是永遠不會變化的社會秩序。穩定是極其關鍵的價值。所以人們並不總認為那是無法忍受的。但如今,它已經變得不可忍受了。

 

本文原標題為《佩里·安德森訪談II: 終結、未來、行動者》,原載澎湃「上海書評」,獲作者授權轉載。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2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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