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新聞
25.05.2017

林松輝、張歷君對談「文青」經驗:自緩慢時刻沉潛而來

這幾年香港颳文青潮。不只香港,兩岸三地的「文青」趣味往往跨地緣而通行。隨之有「假文青」、「偽文青」的新論——不論挖苦或自嘲,暗指新世代文青好似「消費者」,在唾手可得的藝文風格與形象之中挑揀身份符碼,裝模作樣卻空空如也。「假文青」之宣言,暗示有「真文青」的存在,而那往往又夾雜著對往昔時代純真性的想象及追認。

 

本月12日,大學書店玻璃房的下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的林松輝與張歷君教授,即圍繞「文青」與「緩慢生活」做了一場對談。講座題為「生活在他方——文青的閱讀與慢活時光」,乍看好似市面上數不勝數的生活方式推介,實際卻有將真假文青一網打盡的意味——畢竟文化研究系討論「文藝青年」,已預設了批判的目光。二人分享學生時代至教書時代做文青的經驗,與學生探討學問、知識和研究生活,也介紹林教授的散文集《慢動作》——新近以筆名殷宋瑋出版。雖然未在歷史視野之中定義何謂「文藝青年」,卻從精神層面與個人經驗的時空維度去追思,強調現今新自由主義處境下的「慢生活」既是意識形態、也是藝文救贖,從而保持了對於「文青」意義游移的敏感。

林松輝教授與張歷君教授對談。

 

職場常言「盡可能快」(as soon as possible)!又縮寫作十萬火急的「asap」,極力儉省溝通的作業時間。相反,二人談及文青經驗,說的全是「盡可能慢」。不論讀書、觀影、寫作或者散步,當文藝作為「生活在他方」的實踐而敞開時,尤賴於緩慢、沉潛乃至「出神」。林松輝近年研究「緩慢電影」,寫作英文學術專書《蔡明亮與緩慢電影》也務求「緩慢」精神:「對時光的珍惜和用心,一斧一鑿的雕刻,從容不迫,呵護備至」。於是,令人瞠目地,自2006年構思雛形至2014年書稿出版,在「強迫放慢的書寫」中沉浸有近8年。這篇講座側記要應景,也就不怕來得遲緩了。

 

中學時代:流行文化開啟的文青契機

 

林松輝與學者周蕾(Rey Chow)傾偈,曾聊到「文青不會老,會變成化石」,視「文青」為心態而無關年齡。不過細談「文青」經驗,還要折返回幼時的啟蒙。私人閱讀史的演化,好似個人成長史的註腳,抽絲剝繭可理清自我構成的線索。林松輝和張歷君兩位教授,私下往往被同學視為文研「男神」的兩極——一個是永遠變換衣飾搭配令人叫絕的文藝潮人,一個是同款襯衫率由舊章絕不推陳出新的文藝宅男。二人分別是60年代新加坡、70年代廣州生人,跟台下的學生聽眾已有世代之隔。雖然流行文化的浸淫有時空坐標的差異,但「成為文青」的經驗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地接近:無例外為文學史和電影史的經典之作所吸引。

 

一九六五年生於新加坡,林松輝是星島的末代華校生。類似馬來西亞的獨中生,平時用中文交流,不大熟諳英文。林松輝以理論作解,自言是東南亞特殊地緣政治所造就的華語語系主體(sinophone subject),身份認同在「大中華」文化圈的拉扯之下徘徊不定。70年代後半期至80年代初,新加坡推行「恐共」政策,中國如火如荼的文化革命告一段落。特殊的(後)冷戰結構,決定了彼時星島少年所能接觸的文化資源:五四作家可讀,當代大陸的作品不可見,而興盛蓬勃的港台流行文化,成了最易接觸的文化快食。周潤發和鄭裕玲主演的時裝劇《網中人》,溫瑞安的武俠小說《龍哭千里》以及黃玉郎的武打漫畫《龍虎門》——中學年代流連於這些不大「文藝」的愛好,卻也熟讀了台灣現代文學的佳作。最喜張曉風、王鼎均、琦君,以及作為「文青必備」的白先勇,鄭愁予。最初的文學啟蒙也自此開啟。

 

新加坡小子憧憬「生活在他方」的因由始於台灣,更準確說,是來自一個台灣小子——被作家三毛譽為「臺灣的麥田捕手」的吳祥輝。70年代,在台灣大學生仍屬稀有動物的年代,這位建國中學三年級的學生決心拒絕聯考,創作了一本自傳體小說《拒絕聯考的小子》(1975),一夕成名。林松輝坦言這本小說的文筆不算太好,卻令他備受鼓舞,他既驚訝台灣高中生敢於衝撞教育體制的膽識,又見其處處援引儒家經典而心生敬佩。於是,去台灣唸中文,成了想象文藝生活的最初願景。至於後來取得公費保送名額,成為首位以英校生身份赴台大中文系的獎學金得主,則是後話了。

 

對談者張歷君教授,少年時代由廣州初抵香港,經驗了移居造成的「out of place」之感——雖有熟悉的語言,卻總有格格不入的地方。小六時,一套不入流的日本漫畫《聖鬥士星矢》開啟了他最初的閱讀經驗。為弄懂漫畫涉及的星座神話,四處尋覓希臘神話故事集。小升初時,在廣州老家捕獲一套斯威布(Gustav Schwab)作著的《希臘神話和傳說》,又藉著父母臥房的一批藏書,一頭扎進了西方文學經典之中。大概是出於這段前史,張歷君為人師後總愛在課堂中以漫畫作講,好激發同學讀書、尋書的興趣。

小六時,《聖鬥士星矢》開啟了張歷君最初的閱讀經驗。

 

中學時,一次出眾的考試成績令張歷君得到父母的獎勵:買書一冊。考慮到家境不好,他揀選了一本十分便宜的《中西文學的徊想》(1986)——恰好是李歐梵教授的評論文集。當時讀得懵懵懂懂,至高中時豁然開朗起來。張歷君後來唸博士師從李歐梵,成了李氏的得意門生——這是後話,不過師徒因緣卻早在中學年代種下了。在李歐梵文學漫談的牽引之下,張歷君對卡夫卡的小說愛不釋手,又從昆德拉那裡領悟到打開小說的正確方式:小說角色並不等同作者,文學也絕不止步於抒情。此外,香港學者也斯的《香港文化》(1995)——也是第一本將香港文化概念化的專著,令他開始真正理解到香港人身份的混雜性(hybridity)與邊緣性。

 

一邊讀書,也一邊實踐。張歷君曾在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實驗藝團「進念.二十面體」劇團做幫手,身體力行學懂何謂多元價值。多元價值的洗禮,同樣來自此前唸中學與高中時的熏陶。學校是天主教背景,在濃郁的宗教氛圍下雖然沒有受洗,卻不知不覺深受到天主教的文化熏陶,為日後介入歐洲文藝作品的宗教情結(比如後來迷戀的帕索里尼)提供了契機。高中老師之中有真正活出儒學風骨的前輩,帶其領教了中國文化最寬容的一面。以致於後來報考香港中文大學時,幾乎是別無選擇地要投奔新亞書院——由錢穆、唐君毅、張丕介諸前輩學人於六十年多前創辦的新亞書院,正是港台新儒家的大本營。

 

大學時代:藉文藝而能「生活在他方」

 

林松輝大學時代如願以償去唸了中文系。不過在台大,文藝創作力最強的不是中文系,而是外文系。這個傳統自1960年代已有,外文系學生劉紹銘、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李歐梵等等創辦《現代文學》雜誌,介紹西方現代主義作家諸如卡夫卡、卡繆、喬伊思、托馬斯.曼,以及存在主義、意識流、虛無主義、超現實主義等不同流派的小說作品。當年,中文系老師教誨要一年啃一本大部頭,又推薦新儒家學者唐君毅之作——後來自然是沒讀了,林松輝因此自謙是「失敗的中文系學生」。

 

不過,單在台大修課已經獲益匪淺。柯慶明的現代小說課,帶學生讀王文興的短篇小說《欠缺》。從第一句「那年我大概十一歲」開始,逐字、逐詞、逐句停留很久,以至於三個小時的課堂只夠走完幾個段落。記下的筆記密密麻麻,「驚心動魄」。選修王文興在外文系開的小說選讀課,一年過去,一本《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仍讀不完。「新批評」的細讀、慢讀,在八零年代中葉不算是新派的文學理論,卻能一絲不苟地實踐下來,為日後的文本分析(乃至電影鏡頭定格分析)打下了紥實的基礎。柯老師在現代文學理論課上介紹的俄國形式主義,二十多年之後潛移默化,在林松輝新書《蔡明亮與緩慢電影》的尾聲討論裡又浮現出來。

 

1985年赴台唸書,1987年台灣解嚴。戒嚴/解嚴之交,林松輝有幸親歷了台灣出版界的戰國時代,各類新刊雨後春筍一樣生長出來。大二時「掐尖兒」訂閱三本:《人間》推介陳映真作品與新聞攝影(photojournalism),《當代》創刊號介紹傅柯(Michel Foucault)理論,《聯合文學》創刊號是木心的專輯——自此令他尋獲了最愛的作家。林松輝自言偏愛木心的散文,「散文是一個最私自的文體,最與作者的才情學識、個人脾性分不開。」也迷戀羅智成的《夢的塔湖書簡》(1987),在其中找到了「長久渴望的理想的文字,節奏,以及語氣」。文學史的評價標準往往參照「歷史」與「審美」的辯證法,但個人的喜好卻有毫不介懷的趣味任性的權力。在以「殷宋瑋」之名寫下的散文與評論當中,木心和羅智成的美學、節奏往往不請自來,遍佈他的創作。

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從前的鎖也好看/鑰匙精美有樣子/你鎖了 人家就懂了
——木心〈從前慢〉節選

 

近年大陸新興的「木心熱」,令這位舊粉絲有些困惑,不知內地年輕人是出於何種情感結構而突然迷戀「老靈魂」,念念不忘「從前慢」(木心同名詩作)。大陸學者事實上也對此多有爭執。張檸教授說木心的文字有點「老清新」,呼應了當下年輕人愛好的「小清新」:專注於超時間的生命感受,感受物的瞬間歷史,但不熱衷於對物所處的歷史脈絡和人文環境進行總體性的把握。這種小而美的情感結構,與台灣掀起的「小清新」、「小確幸」之風的確頗有淵源。近年林松輝也關注到台灣新電影的「小清新」面向,曾以「文化軟實力」的視角介入分析——這是筆者的話外別談。

 

從新加坡抵達台灣,此時夢想的「他方」由一個實在空間變作了虛擬之所——作為忘我與另類生活的藝術世界。林松輝自覺在台灣的幾年,過上了文青理想的幸福生活:逛書店、泡咖啡館、閱讀、寫作、看電影。當時台北的文化氛圍活躍而躁動,有消耗不完的資訊,琳瑯滿目的知識,於是「毫不費力的耳濡目染,各種知識唾手可得」,「只需開放自己,便可如海綿一般慢慢吸收」。學生活動中心放免費或低價電影,往往翹課去看,其中活地阿倫伍迪艾倫的《開羅紫玫瑰》和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尤其令他驚艷。從主流劇場到小劇場,看賴聲川最早版本的《暗戀桃花園》,看品特(Harold Pinter)的戲劇改編,看「貧窮劇場」(Poor Theatre),也看雲門舞集的舞蹈。電影與戲劇的觀看使人靈魂出竅,一時不知人間煙火與民間疾苦,經驗到「生活在他方」的魅力。

 

「生活在他方」此句出自詩人蘭波(Jean Rimbaud)。68學生運動時曾被人寫在牆上,昆德拉的同名小說《生活在他方》令它更發揚光大了。張歷君覺得「生活在他方」應了蘭波的另一句話:「我是他人/我是他者」。文青經由「出神」而將自己完全交給作品,進入日常生活之外的狀態,也進而理解「我作為他人」的感受。與林松輝相似,張歷君在大學時代也受《當代》等雜誌所影響,看法國「新小說」和電影,讀楊澤的作品。韓少功翻譯的昆德拉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1987年出版,一時風靡兩岸三地。次年,由Philip Kaufman導演、Juliette Binoche主演的改編電影版拍攝完成,流傳很廣。二人在大學年代都深受影響,也感歎昆德拉在小說之中反思蘇聯和政治浪漫派傾向,寫小說好似在處理論文寫作的命題。

在對談裡兩位講者提及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張歷君在唸高中時,被老師推薦閱讀牟宗三和唐君毅,受到新儒家思想的許多恩惠。大學本科唸中文系時,對其學術進路影響極深的,是黃繼持與小思兩位老師。二人同為《八方文藝叢刊》的骨幹(1979年至1990年,共出版12輯),前者出版《魯迅 陳映真 朱光潛》(2002)一冊研究佳作,寫作年份跨越70年代末至新世紀初幾十年。第一次聽黃繼持老師講課時,有件趣事。學生張歷君只聽得他觀點老土、言談無趣,於是下課後寫下十幾條問題去挑戰老師。在辦公室一吐心聲的約談之後,他才逐漸了解到黃繼持在課堂所講之外、知識視閾的真正廣闊:Kristeva、Arendt最時髦的理論已讀過,本雅明、巴塔耶的作品也都熟悉。二人在辦公室的許多次談話令他難忘至今:老師常常陷入的沉默和停頓,結結實實地化作了交流本身的一部分。張歷君受小思老師的女性文學課所影響,開始做性別相關的文學研究。期間,他欣賞將馬克思主義與佛教相交融的瞿秋白,也喜愛丁玲的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和《韋護》,於是摸索到丁玲與瞿秋白之妻王劍虹的同志情緣,類似線索在此後的論文之中派上用場,得以重新論述革命與戀愛的關係。

 

大學時代,張歷君逐漸摸索出閱讀、寫作與翻譯的感覺。大學圖書館之中重要的雜誌,往往印出來仔細研讀——不為學術訓練,純粹是個人的喜好。藉伯格(John Berger)的《觀看之道》(Ways of Seeing)入門視覺文化,由此結識本雅明的理論。讀卡爾維諾的小說《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十個有開頭卻無完結的故事,徹底顛覆了他理解小說的固有方式。由吴潛誠校譯、十多名台大外文系大三學生翻譯的這套中譯本,甚至成為他最初的翻譯啟蒙,為後來研究魯迅與本雅明的翻譯論比較而打下了基礎。此外,寫作上的實踐,則受益於對超現實主義自動寫作(automatic writing)的練習。藉此也領悟到,原來文學理論的學習必須經由文學的讀寫經驗而達成,文學理論也正是在文學之內而一點點被感覺(sense)和生發出來。

 

一邊看帕索里尼(Pier Pasolini)的電影,一邊讀魯迅的書,成了那時的奇妙體驗。張歷君感歎拍出《索多瑪的120天》此等驚世駭俗之作的色情(erotic)導演,竟然又可以同時擁抱天國和左翼的認同。在帕索里尼的電影《馬太福音》之中,聖經故事以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樣子被搬上銀幕。老年的聖母瑪利亞由導演的媽媽飾演,後來極富盛名的哲學家阿甘本——當時是二十二歲「小鮮肉」,也在片中飾演一個小角色。帕索里尼以他獨特而矛盾的方式,在天主教、馬克思主義和色情之間搭起了一座烏托邦橋梁。同樣令人著迷的還有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與帕索里尼類似,他曾是天主教徒;是理論家,也寫色情小說——薩德傳統的色情小說。這一輩經歷戰爭或革命的人似乎都是如此,充滿驚人的矛盾與悖反的魅力。

 

研究所及教書時代:嘗試書寫的可能

 

90年代初,林松輝已從台大中文系畢業,按照公費出國的要求,畢業後回到新加坡服務8年。這段服兵役、做老師的時光,林松輝戲稱是苦悶的「8年抗戰」,卻也是真正走向電影世界、轉向文化研究的關鍵時期。最為甘美的回憶,是每周去法國文化中心看電影,週末與友人觀影暢聊徹夜。期間,曾被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拍攝於東歐瓦解之前的《十誡》系列所震撼,驚訝於東歐共產主義之下,波蘭電視台竟能夠出品如此精彩的電視節目。這段時間裡,理論與文學的閱讀都有了舊愛新歡,讀Edward Said、Roland Barthes,也中意桑塔格(Susan Sontag)和熱內(Jean Genet)的作品(後者身上也體現出天主教和情色的奇妙關係)。這幾年,殷宋瑋的「作家」身份在新加坡出場,他以筆名入文壇,創作并發表散文和評論。至三十歲,林松輝決心「殺死殷宋瑋」,捨棄中文的創作和評論,探索另一種語言與書寫的可能:用英文撰寫學術論著。

蘇珊.桑塔格認為相片具有一定的「侵略性」,它或明或地操縱了人們的現實的感知,繼而慢慢對人們的價值觀起到潛移默化的誘導和改變。(連結)

 

1997年,林松輝離開新加坡負笈劍橋,在康河之畔靜謐的環境裡,實踐起「緩慢」的生活節奏。原以為進修深造是閱讀不斷敞開的過程,沒料想也陷入研究者「閱讀為寫作」的怪圈。讀博時做華語電影研究,學業壓力之下,只專注手頭上研究相關的專著,連小說的閱讀都被擱置。不過,「殷宋瑋」的寫作卻沒有停擺。最初曾以「殺死殷宋瑋」為志,然而初抵英倫就筆耕不輟——後來,留學期間的散文在《威治菲爾德書簡》當中結集出版。新世紀初,林松輝取得劍橋大學東方學院的博士學位,順利成章地,留英任教長逾十年。從里茲大學(Leeds)到埃克塞大學(Exeter),終於躋身電影系教員之列。由於非科班出身,只好自學精進電影理論,硬著頭皮邊讀邊教,反倒吃透了不少。期間還創辦《華語電影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也是唯一專研華語電影的英文學術期刊。在研究所及教書時代,「林松輝」與「殷宋瑋」軀體兩棲,一個以英文發表學術論文,一個用中文寫作藝文專欄,用他本人話說,是「一手揮橫劍,一手灑直刀,在兩個毫不相干的江湖闖蕩,好像衣錦夜行的忍者,換個服飾行當便是另一種身份,掩人耳目,來去自如」。這兩年陸續出版的學術專書《蔡明亮與緩慢電影》與專欄結集《慢動作》,正是雙軌平行書寫的結晶,二者體例迥異,精神上卻又互通聲息。2014年起,林松輝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執教,總算重返東亞,在新時空之下繼續探索sinophone與anglophone並行書寫的可能。

 

相較林松輝異國求學執教的波折,張歷君從大學、研究所乃至教書時代,大多是安穩於山間的香港中文大學度過。雖說身為「學霸」,寫作論文仍是一個被批評、被拒絕的過程,在seminar之中不斷體驗挫敗。被批評總是好事,帶著新的提點,一頭扎進故紙堆裡繼續挖掘資料,完善論述。這期間迷戀寺山修司的電影,沉浸本雅明的書寫和理論,又懷著極大的熱情進入二十世紀初的俄國形式主義(Russian Formalism)的世界,研究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以及蘇聯詩人、未來主義者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和構成派藝術家、蘇聯設計學派的創建人之一羅琴科(AIexander Rodchenko)的理論。相較求學與早年教書時豐富的發表,張歷君晚近幾年的出版物不算多,倒是在學生之間有口皆碑、粉絲無數。他幫手創辦的《字花》(2006年創刊)雜誌,也一路俏皮大膽走過了十一年。最近聽說,他的博士論文終於出版在即。

 

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緩慢與沉潛的困境

 

由興趣到治學,從「成為文青」到「成為學者」,林松輝與張歷君兩位經由個人經歷所強調的,大概是這過程中的緩慢與沈潛。現今求「快」的社會風氣,對於文青養成而言是破壞性的。大學生已急於為工作而籌劃奔忙,教員也忙於追趕出版量的達標——這是新自由主義之下的無奈。加之資訊膨脹,「懶人包」文化當道、「知識付費」大勢所趨,接受趣味填鴨即可「文青速成」。張歷君強調,「慢」的訴求,本身即包含反對——本雅明筆下19世紀的都市漫遊者,已經通過溜烏龜(而不是遛狗)來表達對於資本主義速度的抗議。不過,「慢」也往往成為妝點的意識形態,林松輝因此對「慢活」的概念欣賞卻又質疑——它某種程度上依賴於物質條件,畢竟房價及生活成本高昂至不可思議的年代,有錢有閒的中產階級往往才成為有資格談「慢」的人。

班雅明較為人熟悉的概念,來自於兩個文本:一是《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的「靈光」(Aura),另一是《拱廊街計畫》的「漫遊者」(Flaneur)。這兩個概念至今天仍影響著文化研究、城市地理學。(連結)

 

如何為文青打開一個慢的空間,成了關鍵的問題。林松輝強調安靜時刻的重要性,一些生活的空白不應被強行填補。比如,他將智能手機作傻瓜手機使用,只留最原始的通話功能;散步時盡量緩慢,留多時間給放空、觀察或是思考。至於閱讀,張歷君提到自己一直以來那些「很笨」的閱讀方法,比如抄寫、慢讀,或許十分有益。認真抄寫時,一個字、一個字地去感覺,被逼著慢下來,於是看和吸收的節奏都變得不同——那完全是另一種的身體實踐(practice),在「手板眼見」的功夫裡,發覺訓練的意義。再者,讀西方作品時不必急於進展。他最初讀本雅明,半小時啃完一頁。緩慢而蹩腳的前行,反而能看到不同的視野,發覺快讀時所忽視的東西。選擇原著或譯本加以對照,能對翻譯理論和語言本身有更深的體驗。比如,他在對比後閱讀之中發現,本雅明的一些中文譯本,反而是好過英文譯本。

 

「慢」的文青經驗表明,成功不必要等同於進展的快速或是數字的累積,應該以質的沉澱來丈量。比如曾經看不懂的電影,如今終於懂得了。林松輝直言在他的課堂,學生即便不能一時領悟理論也沒有所謂。倘若學生都懂,老師也就形同虛設。倘若在十年後的某天突然恍然大悟,時光遲來的餽贈也是十分不錯的體驗。張歷君寄言唸研究所——尤其是文化研究的學生,能夠用我們的語言將文化邏輯講清楚,發出主流意識形態不願意聽到的聲音,已經是重要的。至於如何一步步改變社會的運作,扭轉物質工業話語的求快,則是下一步的希望。如同魯迅在文章裡寫道的那樣,儘管希望可能虛假,但起碼希望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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