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
17.07.2017

「中國」哲學與中國「哲學」:當代世界的哲學迷思

國際中國哲學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Philosophy, ISCP)的雙年會剛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圓滿結束(註一)。在7月4日到7日的四天會議中,來自世界各地的中國哲學學者帶着各自的研究成果與文化關懷,在這個匯萃了中國、南亞和西方文化的城市中進行了豐富的思想交流,體現了這次大會的主題:中國哲學與多元文化世界。有幸作為與會者之一,筆者除了獲得了學術上的寶貴意見外,還觀察到在「中國哲學」這個標題下匯集了多種不同的思考脈絡和思想關懷,這些不同的關懷令中國哲學始終處在文化的差異性之間,其作為獨立學科領域的基礎中,亦包含着一種文化哲學的迷思。

 

「中國哲學」這個術語誕生於中國近代,「哲學」這個詞由日本人發明,用以翻譯西方的Philosophy,意即「愛智慧」的思辯活動。因此,當「中國哲學」這個詞誕生之時,已經注定了它是站在一個跨文化的維度之上。從它的內容上看,它關注的是中國文化的傳統思想,包括儒釋道、諸子百家、經史子集裏記載的關於宇宙人生政治倫理的思考。在十九世紀中國面臨西方文明前所未有的衝擊之時,它代表着一種傳承和革新的努力,以求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之上發展出應對變局的方法,使傳統文化的精神得以傳承。然而,從它的形式上看,當這門學科被冠以哲學之名,已經注定它不同於傳統的經學、心性學,而是與愛智慧的理性思辯活動有關。在西方的哲學史傳統中,一直有一種想法認為哲學是專屬於西方,尤其是希臘文明的產物。很多人都知道,黑格爾(Hegel)就曾說過在中國的思想中找不到哲學,真正的哲學誕生於西方(註二)。在這個意義下的哲學,不是泛指任何運用理性的反思活動,而是一個有其獨特的本質和目的的歷史發展過程。不論是黑格爾以「絕對精神」為核心的歷史,還是海德格(Heidegger)以「形而上學」為基礎的哲學史,都視哲學為西方文明在歷史中的展開,即使世界上其他文明也有類似哲學的思想活動,但都不能在他們的嚴格意義下被稱為哲學。

該活動宣傳海報(資料圖片)

 

在這種雙種性下,「中國哲學」誕生於一個迷思之中:一方面,為了證成中國哲學有別於西方的獨特性,中國哲學必須堅持立足自身的傳統文化,強調中國思想和西方哲學的差異;另一方面,中國哲學為了證成其為一種哲學,而足以與西方哲學有同等的地位和價值,它必須面對和處理西方哲學中的問題,從而參與到西方哲學的活動之中。只要回顧一下近代的中國哲學史,就不難發現像當代新儒家這樣的中國哲學運動,都處在這種雙重性的局面之中。例如當代新儒學大師牟宗三先生一方面置力運用康德哲學來解釋中國哲學和儒家思想,一方面強調儒家道德形上學比康德的優勝之處。然而,即使不考慮這個努力在義理上是否成功,它至少面臨一個兩難:如果儒家思想真的能參與到康德對道德基礎的追問之中,那是否代表儒家思想只是在西方眾多的元倫理學中的其中一個理論,可以開放地受西方哲學的批評?如是,中國哲學的獨特性何在?如果儒家思想有其自己一套終極關懷,乃西方哲學不相應者,則為何在儒學之上要冠以哲學之名,以和西方進行對話?由此看來,「中國哲學」這個詞本身就涵蘊着兩種解讀:「中國」哲學則重的是其中國的成分,強調的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獨特性、本土性;中國「哲學」則視哲學為其目的,藉中國傳統思想中的資源來思考屬於哲學的普遍問題。

 

這兩條隱含在「中國哲學」這個標題下的線索在這次會議中尤為突出。大會的主題演講者沈清松教授和景海峰教授的發言都環繞着中國哲學與世界的互動。沈教授提出高等教育應落實儒家思想的「大學之道」,即立足於己的外推之道。沈教授認為,傳統儒家的推己及人之道不只適用於個人層面,亦適用於國家與文化共同體的層面。外推之道(沈稱之為strangification)是一個文化透過交流和協商的形式達至和諧的普遍化的方法。景海峰教授更提出當今中國哲學應立足於其經學傳統,並在三個維度上建立當代的經學:一、它必須立足於傳統的經典和過去對經典的詮釋,作為當今經典詮釋的可資之源二、經典的詮釋要和西方的哲學思想保持着溝通和對話三、經典的詮釋必須能回應當代的中國文化問題。景海峰教授的發言恰當地點出了中國哲學當今的詮釋學處境,中國哲學的文本是一套源遠流長的經典和其注釋的歷史,然而其詮釋的脈絡已經被置於和西方思想和當代世界的對話之中。這兩個跨越文化和時代的詮釋維度,正是中國哲學當今所面對的大問題。

然而,當我們宏觀地審視中國哲學這個學科的發展趨勢時,不可忽略的是它時至今天仍然帶着它誕生時所帶有的雙重性和歧義性。當中國哲學進入這個多元文化世界時,它更存在於不同文化脈絡的詮釋處境之下。(資料圖片)

 

然而,如果當今中國哲學的問題性來自於當代世界的詮釋脈絡,則中國哲學已然不是一個純粹的中國問題。筆者認為,這次會議亦體現了「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在不同脈絡下的展現方式與相互抗衡。誠如大會主辦方所強調,這次會議的中英文文章發表大概是各佔一半。筆者認為,這恰好有利我們發現來自中國文化圈的學者與國際上的學者對中國哲學理解上的差異。據筆者的觀察,來自中國文化圈,包括中國內地、台灣等的傳統學者,大都重視「中國」哲學這一條思想脈絡。不難發現,對於很多華人學者來說,中國哲學正在處於復興的階段。隨着中國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不少學者認為當今中國哲學應當思考如何走出世界,向世界輸出有價值的中國思想資源。這個思考方向呼應了沈清松教授對「外推」的要求。比如楊笑思教授的報告則提出了道德秩序的三域架構。他認為道德秩序的實施可分為三個領域。私領域是以家庭親親為核心建立的圈子,中領域是以公共秩序建立的社會、社群、國家等。天下領域則是全世界、全人類的國際政治格局。

 

楊教授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私領域與天下領域的道德思考是發達的,儒家思想能有效地處理家庭中的人倫關係,也能對天下之和諧有所貢獻,而所欠缺的是中領域,或公共領域的發展,以致於中國人公德不成熟,以法治來維繫的社會秩序不如西方有效。如之相反,西方社會過於注重中領域的建構,對私領域和天下領域的思考有所不足,因此西方家庭結構不如東方之嚴密,很多社會問題源自於破碎家庭。因此楊教授提出中國文化中對家庭的重視和由此以建立的道德秩序,正好有利於西方社會面對其問題。楊教授的文章正好表現了很多華人學者所抱持的文化使命感和對傳統精神文明的信仰。對於楊教授來說,因為中國哲學中已然包含了西方哲學中所缺少的成分(如他所言,西方的philosophy 只重智慧,而中國的哲學是見仁見智、仁智並舉。)因此他提出當我們稱中國哲學為「哲學」時,它的內容、形式和所關注的問題已經不是西方所謂的philosophy。這個論斷正好體現了,對他來說中國哲學的「中國」成分比起其「哲學」成分更加重要。中國哲學亦應被視作「中國」哲學。

 

與華人學者相反,國際上的學者則多不具備如斯之文化使命感。然而,他們對中國哲學的思考亦不應被忽視。事實上,國際中國哲學學會的成立本身就把「國際」這個元素帶入中國哲學之中,以至於此學會也長期是國際上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所積極參與的學術團體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中國哲學的非華人,尤其是西方學者當中,他們所帶着的不純粹是一種對中國文化的獵奇式的興趣。與之相反,中國哲學對西方哲學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克服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資源。自二次大戰起,對西方中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克服和反思一直是西方思想界的一個重要主題。法國哲學界如列維納斯(Levinas)等哲學家都認為德國觀念論中的主體主義,或海德格式的形上學精神正是導致西方同一化暴政的思想來源。在克服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潮下,一部分哲學家早已轉向尋求非西方哲學。現今從事中國哲學的西方學者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承襲了這個思想。例如是次大會的其中一位主題演講者萬百安(Bryan van Norden)便是學界中有名的為中國哲學疾呼正名的學者之一。除此之外,不少從事比較哲學的西方學者都在這個脈絡下思考中國哲學對西方的意義。如Edward Mcdougall的發言則試圖以道家思想來回應西方以技術為中心的全球化下所面對的問題等。由此可見,在中國哲學的領域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思考路線,是這批以「哲學」,尤其西方哲學為出發點,思考中國傳統思想如何回應其問題的思想者。對他們來說,首要面對的是哲學本身,和處在全球化階段中的西方文明所遭遇的問題,而中國哲學恰好在這個環節上能回應西方哲學的問題。因此中國哲學是一個添加了中國元素的中國「哲學」。

 

當然,「中國」哲學與中國「哲學」的分野只是一個概述,大部分較專門的學術文章都集中討論個別的概念、文本或義理。經過中國哲學多年的學術化發展,這些研究已經能在一個相對客觀的平台上進行。然而,當我們宏觀地審視中國哲學這個學科的發展趨勢時,不可忽略的是它時至今天仍然帶着它誕生時所帶有的雙重性和歧義性。當中國哲學進入這個多元文化世界時,它更存在於不同文化脈絡的詮釋處境之下。這個處境提醒着我們,當思考中國哲學時,應當考慮的不只是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內容上的差異,還應當顧及詮釋者在不同文化脈絡下的處境和身分差異。只有當後者真正反思性地進入中國哲學學者的視野當中,中國哲學才能真正地克服它的歧義性,成為在多元文化世界下為全人類共享的思想資源。

 

註一:國際中國哲學學會於1975年由成中英教授於夏威夷大學成立,自1978年第一屆會議起,每兩年舉行一次大會,地點歷遍世界各地,是中國哲學學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學術機構和會議平台。詳情可參閱是次會議之官方網頁:http://www.iscp-online.org

註二: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四卷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本文只代表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國際中國哲學學會或任何與會者的立場。是次報導已徵得大會執行長李晨陽教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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