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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2.2017

托多洛夫:比起善的抽象概念,我偏愛平凡的善行 (02/08)

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法籍保加利亞裔文學理論家、思想史學家,昨日(星期二)在巴黎逝世,享年77歲。他在一生書寫的近二十本著作中曾廣泛探討虛構作品中的幻想、殖民主義的道德後果、狂熱主義、大屠殺等主題。

 

《一千零一夜》中的結構主義

 

托多洛夫是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學生。1970年代,他由於在結構主義領域的研究而聲名顯赫。結構主義是在文化人類學影響下而發展起來的一種詮釋方法,它關注觀念與行為中反復出現的模式。

 

他將自己對故事講述的規範步驟的研究集結成書,在1973年出版,題為《幻想:結構主義視角下的文學流派》(The Fantastic: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a Literary Genre)。其中,他檢視了基於幻想的文學作品的結構特徵,比如《一千零一夜》和卡夫卡的《變形記》。

 

托多洛夫的近作包括本傑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盧梭和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思想傳記;他還編寫了俄羅斯詩人茨維塔耶娃(茨維塔耶娃)的自傳,根據她留下的信件、筆記和日記。

 

在他我對立中尋找共情

 

他對歷史上的道德危機時期尤其感興趣。在1985年出版的《征服美洲:他者的問題》(The Conquest of America: 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一書中,他總結說,原始人不同於歐洲人,他們沒有「他者」的概念,當敵人操縱他們對現實的感知,攪亂他們的計劃和推理時,他們無力作出抵抗。

 

在1989年的《論人類的多樣性》(On Human Diversity)一書中,他研究了歷史上法國作家對「他者」的看法,他藉此向我們闡釋為何普世價值和尊重文化多樣性是重要的。

 

「他幫助我從另一種角度看待世界,跳出一貫的『他們和我們』的框框」,法國無國界醫生的前任主席,托多洛夫的老友羅尼.布勞曼(Rony Brauman)在一次電話採訪中說道。「他的思想非常開放,總是能夠看到表象之外的東西,以至於極大的罪惡也不能催眠他,他總是在尋找共情。無論是他的作品還是他本人都透露出這種令人動容的善良和善意。」

 

試圖將善強加給他者是一種惡

 

他在2003年出版了《新世界的失序:一個歐洲人的反思》(The New World Disorder: Reflections of a European),這本書寫於美國入侵伊拉克前夕。當時,法國和德國政府以及大批歐洲人都反對美國人的做法,托多洛夫在書中敦促歐洲放棄「和平主義和被動」的立場。他告訴《紐約時報》,「我們潛在的敵人不再處於歐洲內部。我們必須聯合起來,共同抵禦這些來自外部的敵人。」

 

不過,他並不認為外來移民對歐洲造成威脅。在2009年的《對野蠻人的恐懼:在文明的分裂以外》(Fear of the Barbarians: Beyo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他寫道:「我們可以要求一個國家的新成員尊重當地的法律和社會規範,但不能要求他們熱愛這個新國家:公共責任和個人感受、價值和傳統不屬於同一個範疇。只有極權社會才把愛祖國變為一條律則。」

 

托多洛夫在去年12月接受法國《世界報》的訪問,他詳細闡明了他眼中法國社會正面臨的雙重挑戰:恐怖主義和政府當局的過度反應。他形容這兩者是「互補的敵人」(complementary enemies),這亦是他非常敬重的人類學家潔曼.緹昂(Germaine Tillion)的一本書的名字。

 

在《世界報》的訪問中,托多洛夫表示他總是懷疑善的概念,而偏愛平凡的善意和善行。他講到蘇聯小說家瓦西裡.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二戰題材的名著《生活與命運》(Life and Fate)的作者,「對他來說,惡多數時候來源於那些試圖將善強加給他人的一方。」

 

從保加利亞到巴黎

 

托多洛夫於1939年3月1日生於保加利亞的首都索菲亞,父親是大學教授,母親是圖書管理員。當時的保加利亞處於共產黨獨裁者吉夫柯夫(Todor Zhivkov)的統治之下。他在索菲亞大學完成本科,之後,就像他的同代人——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一樣,他離開保加利亞前往巴黎繼續深造。

 

托多洛夫移居巴黎時24歲,他的成長經歷使他形成一種對政府的直覺式的懷疑,這種懷疑直到1989年鐵幕落下之後才逐漸平息。

 

「曾經,我不信任政府捍衛的任何東西,或是公共領域的任何東西,」托多洛夫告訴《世界報》。不過他補充說,「在柏林牆被推倒後,我心中的一座小牆也瓦解了。我感到不再受制於童年和青年時期在極權社會中的生活經歷。」

 

1966年,托多洛夫在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他的導師是巴特。1968年,他開始在法國科技研究中心任教。1983年,他協助建立了法國藝術與語言研究中心,邀請前兩所研究院的一些學者加入。

 

「他一向不喜歡作出膚淺的評論,或者在事件發生後立即回應,」French magazine Books的創辦者奧利維爾.博斯特爾—維奈(Olivier Postel-Vinay)在追憶托多洛夫時說,「他曾經在Books開設專欄,每月出一篇文章。我記得這樣的節奏令他倍感壓力。他需要更多時間思考。如今,媒體和電視上的分析和評論日益變得膚淺,這令他感到憂心。」

(本文編譯自《紐約時報》,原標題為《Tzvetan Todorov, Literary Theorist and Historian of Evil, Dies at 77》,原作者為SEWELL CHAN,原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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