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01.11.2017

【當代左翼專訪】只戀愛不工作,廢青的未來不是夢?(下)

編按:
 

在香港,「左翼」向來是個飽受污名的詞語,與赤化的恐懼聯繫在一起,近年興起的「左膠」更被視為不受歡迎、不切實際的離地份子。不過,由於理解上的分歧,我們對於「左翼」一詞的認知其實早在歷史的泥淖、參照系的雜沓以及預先的偏見之中含混不清。如何在世界視野之下重置「左翼」坐標?當代歐陸知識界的「左翼」思潮走到了哪一步,華語學界又有何回應?而這對於我們理解香港的現實是否有所助益?01哲學現推出「當代左翼思想」系列,涵括當代左翼思潮引介、青年學者專訪以及影像,希望能為公眾討論注入新的資源與能量。

【當代左翼專題】王行坤專訪上篇回顧:【當代左翼專訪】勞動的解放,是爭取懶惰的權力(上)

01哲學:歷史上有什麼「拒絕工作」的社會鬥爭與勞工運動嗎?

 

王: 拒絕工作的實踐,其實自有工廠工作以來就已存在啊,那就是罷工。

 

說起來,「懶惰權」之類說法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其實是相當另類的。比如,列寧對規訓工人的泰勒制管理方式頗有好感,他認為這既能提高生產力,也能對工人進行有效的組織,是對他們必要的「培訓」。你可能想不到,列寧所提倡的「不勞動者不得食」原則其實源自於使徒聖保羅!在這樣一種社會主義口號下,拒絕工作絕對是不可能的。

 

恰恰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的反文化運動中,拒絕工作的思想和實踐相當活躍!比如六十年代的嬉皮運動雖然與勞工運動並沒有太大關係,卻也造成了資本主義的危機,以至於很多保守人士都會斥責那些反叛的年輕人和窮人:Stop Being Lazy, Get A Job!因為工作除了意味著收入,也意味著傅柯意義上的規訓——工作就意味著你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工人主義「拒絕工作」的口號,也算是工人運動中的異端邪說。理論和實踐上最成體系的有法國情境主義國際(以Raoul Vaneigem為代表)、對僱傭勞動進行系統性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者安德烈·高茲(André Gorz),以及我們前面所提到的意大利工人主義和自治主義運動。此外還有美國的黑人權力運動(Black Power)和無政府主義運動等。值得一提的是無政府主義者鮑勃•布萊克(Bob Black)所寫的《取消工作》(Abolition of Work),這也是著名反工作倫理的宣言。這些作者都會收入我所編譯的「後工作」新書中。美國和法國等有「短六十年代」的反抗運動,在意大利則表現為「長六十年代」(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末)的工人運動。像奈格里等人,他們當年就進入工廠與工人一起讀書,一起討論。這些人不將自己視為有機知識分子,因為他們認為在勞動與資本的鬥爭中,不需要政黨及有機知識分子,鬥爭的主體就是工人。

 

無政府主義者鮑勃•布萊克(Bob Black)所寫的小冊子《取消工作》(Abolition of Work),一冊著名的反工作倫理宣言(網絡圖片)。

01哲學:「68一代」這一類的「小反抗」在今天也可謂是備受質疑了,它們難道不是很輕易就被吸納到現行秩序體系之中嗎?我有一個朋友的社交網絡簽名是這樣寫的:「拒絕消費是瓦解資本主義的最好方式」——他的確是長期沒有工作、拒絕智能手機,可實際上,一邊消費「反資本主義」言論一邊享受消費生活,這才是我們今天所謂左翼的常態吧!你說的後工作,又如何回應這個問題呢?是想象工作的終結,而不是想象資本主義的終結?

 

王:的確,後資本主義世界不會自動到來,共同財富也不會自然而然地向我們敞開。只要還存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共同財富(無論是空氣,水等自然的共同財富,還是數據、科學知識等人工的共同財富)就會被資本家所攫取。今天的工人運動已然式微。在當下的新自由主義境況下,勞動處於弱勢一方,因此我們往往是看到很多反抗以消極的形式表現出來。社會工會主義(social unionism)的出現,令我們認識到我們所有社會領域的生命活動都已被納入到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工廠已經蔓延到整個社會。因此,傳統工廠內的經濟鬥爭擴展到整個社會層面,原本的工廠罷工為社會罷工所取代。舉例來說,蟄居和拒絕生育就算是消極的社會罷工;而積極的社會罷工則表現為家政工人、失業工人、青年學生在社會層面的反抗運動,這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所忽視的運動。

 

你這位朋友的「拒絕消費」就是一種消極反抗形式。更為極端的消極反抗,據我所知是日本的「蟄居族」(Hikikomori)。我們都知道,日本的勞動規訓非常強,但就是有這麼一群人他們不上學,不工作,不社交——這看起來是個人問題,其實是社會問題!據說日本有一百萬的蟄居人口,這正是對惡劣的工作環境和社會環境的一種反抗。日本有很多的派遣員工和飛特族(freeter),這些不穩定的工作讓日本青年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寧願待在家裡孤獨終老,也拒絕進入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我們甚至也可以如此理解新自由主義國家女性拒絕生育的行為,這種反抗被一些女性主義者稱為「女性的罷工」。拒絕生育不只是個人偏好(如「不喜歡孩子」),而是拒絕為資本主義制度履行勞動力再生產的義務——這種再生產的成本主要強加在女性及其家庭之上。


當然啦,這些都只是消極的反抗——就像十九世紀美國小說家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筆下那個拒絕工作的紐約抄寫員巴特比(Bartleby)那樣,但倘若出現大規模的消極反抗,勢必也會導致資本主義國家做出政策上的調整。我們時代的工作,越來越多地表現為不穩定的就業甚至是失業。後工作的願景是要通過社會鬥爭去消滅這些不人道的勞動形式,讓人們真正去從事有意義、有成就感的實踐活動。這自然意味著雇傭勞動的消失,即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消失。

「飛特族」是英文free(自由)和德文字根的arbeiter(工作者)結合的新字,指追求自由生活的工作者。日本在泡沫經濟之後,企業為節省人事成本而拋棄終身僱用制,造成了大量從人力派遣公司以合約方式僱用派遣職員的現象。日劇《派遣女王》(日語:ハケンの品格,又譯《派遣員的品格》)即是一例,講述了一位幾乎全能的派遣職員以及一位剛踏入社會的派遣職員之間的故事。

01哲學:人工智能的興起,似乎意味著很多工作的終結。除了富士康的工人,我們記者或許也要沒飯碗。不過你好像很樂觀呀,伴隨科技發展,當社會不再以工作為中心,雇傭勞動就有被消滅的可能?

 

王:的確,在今天一方面是「工作的終結」——這是未來學家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上世紀90年代就提出的問題,很多人面臨著失業和難以維生的零工;另一方面是「工作的泛濫」,我們的生活世界被工作所殖民。當下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當然是一個非常糟糕的現實,但我們還是需要意志上的樂觀主義。人工智能寫新聞稿已經不再是什麼新聞,但深度的分析文章還只能由人來完成。這也就是說,自動化的最終結果是剩下比較符合人性的工作形式。到時剩下的崗位也就沒有那麼多,這樣人們每天不必工作那麼長時間(誠如人類學家所言,從人類歷史來看,過勞工作本來就是個錯誤),而是可以分享工作(有些地方已經開始如此實踐),從而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家人朋友和社會活動之中。這對於建構良好的社會環境和人際關係無疑是有著正面意義的,而良好的社會環境和關係本身就是社會資本。

要擺脫工作體制的二元悖論,全民基本收入是一個很好的方案。其實,全民基本收入思想有著悠久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托馬斯•潘恩。支持者左派有之,右派也有之,後者如佛利民和海耶克——當然,後者主要是想用基本收入去取代原本的福利,從而削弱國家。但左派認為既需要保持原本的福利,也應該爭取基本收入,因為所謂自由,歸根結底是免於貧困的自由。今天關於全民基本收入的討論越來越多,國外的著作不勝枚舉,當下比較有代表性的是Guy Standing, Philippe Van Parijs,David Graeber 。至於中國學者,據我所知,政法學者馮象和崔之元最為關注這一問題。

當然,「全面基本收入」也不是天上掉餡餅,也是需要鬥爭才能爭取來的。1968年,美國在當時的社會運動背景下,差點就將這一政策變成法律,但最終還是失之交臂。七十年代之後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崛起,福利國家不斷被拆解。40年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全球造成了巨大的危機和破壞,為了修復危機,資本主義國家也得去尋找解決之道。全民基本收入可以說是「通過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坦途,因為這可以保障勞動者不再受到勞動規訓,而是可以自由地去發展自己的能力,展開自己的實踐,構建新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從而最終擺脫雇傭勞動。這和「拒絕勞動」的主張有著內在一致性,因此也為哈特和奈格里等思想家所支持。

 

和稅收一樣,全民基本收入也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其根本特徵是以個人為接收單位,而且是無條件的,不需要任何資格審查,因為這是一種權利。另外,全民基本收入也並非我們所想象的無償發錢,其背後的道理還是在於「按勞分配」:因為即便很多人沒有直接參與到資本主義生產(如家庭婦女,學生等),但考慮到整個社會都被資本所吸納,所以我們幾乎所有的活動都是為資本主義添磚加瓦。另外,當下的財富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歷史進程中所積累的科學技術,而這些科學技術本來就屬於整個社會的共同財富,所以每個人都有權共享,無論他/她是否在工作。

 

《紐約客》(The New Yorker)2017年10月一期的封面漫畫,文章預言機器人將成為未來的新霸主。曾經,機器人協助人類工作,未來人類將要向機器人行乞。

01哲學:這不就是我們廢青理想的「只戀愛不工作」的好生活,就像傅立葉等人設想空想社會主義的美好未來?那時自由的勞動又是怎樣的情形呢?

 

王:傅立葉設想過在他的新世界「法郎吉」內,勞動完全適合於人的情欲,因此成為遊戲一樣的活動,人們也可以隨意更換工作,去從事自己更感興趣的活動,那時自然也沒有懶人。

 

我們熟悉的理論家本雅明和馬克思,都曾提及傅立葉關於勞動的設想。

 

本雅明在著名的《歷史哲學論綱》中這麼寫道:「在傅立葉看來,充分的協作勞動將會帶來這樣的結果:四個月亮將朗照地球的夜空,冰雪將從兩極消融,海水不再是咸的,飛禽走獸都聽從人的調遣。這一切描繪出這樣一種勞動,它絕不是剝削自然,而是把自然的造物,把蟄伏在她孕育之中的潛力解放出來」。這樣一種勞動不再是受到強迫和規訓的雇傭勞動,而是成為一種遊戲,意味著人與人的和解,而這種和解也意味著人與自然的和解:人不再是人的剝奪者,同時也不再是自然的剝奪者。

 

馬克思雖然談到「自由勞動可以實現個人的自我實現」,但他也堅持認為「勞動不可能像傅立葉所希望的那樣成為遊戲」,被極其天真浪漫地理解成為一種娛樂或者消遣。真正自由的勞動,例如作曲,同時也是非常嚴肅、極其緊張的事情。的確,藝術活動和體育活動等都是緊張的事情,但我們在認真從事這些活動的時候,依然是在遊戲,因為我們是自由自覺地在遵守遊戲的規則,並且從中得到快樂和成就感。當然,有些必然性的活動很難從中得到成就感,比如掏糞的工作。傅立葉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的解決方案是提高這種活動的報酬,用高收入補貼低成就感和低愉悅感。

 

晚期馬克思依然堅持自由王國和必然王國的區分,即區分自由時間(閒暇、或從事較高級活動的時間)和不自由時間(從事較低級的無法擺脫的勞動)。但是在認知資本主義的當下,自由時間和不自由時間已經很難區分,我們都生活在7/24的體制之下:我們自以為是在從事休閒社交等較高級(自由)活動,其實是在為資本主義生產數據和可資利用的社會關係。另外,隨著自動化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那些低級的活動基本上都可以自動化(當然這取決於自動化成本與人力成本之間的差距),剩下的能夠創造巨大財富的人類活動,的確會表現出遊戲的特徵。在這一點上,傅立葉的暢想並不是那麼的荒誕不羈,而是應該成為我們努力的方向。

 

01哲學:所以,「後工作」也是最近的「後學」熱潮嗎?就像伴隨近來AI技術的火爆,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後人類」最近這兩年也開始理論翻新。「後工作」的想象裡,我們這些「後人類」 「不工作只戀愛」,那時候的「後戀愛」又是什麼個樣子了?

 

王:「後工作」作為社會主義傳統中的另類思想與實踐,其實早已有之,不能說是什麼「後學」浪潮了,只是今天重新回溯又有新的時代意義。

 

與其說「後戀愛」,不如說我們正在進入「後家庭」的時代吧!如今全世界離婚率日益提高,同時很多國家的結婚率在持續走低,我們似乎進入到了一個「單身社會」。這其實並不是特別悲觀的事情。家庭從來就不是「溫暖的港灣」,而是一個溫情與辛勞和壓制共存的場所,在很大程度上,家庭就是婦女的工作場所!這也就解釋了何以當現代女性在有能力獨立生活的時候,往往不願再走進家庭。再比如,中國清末時期在廣東某些地區出現的「自梳女」就是女性拒絕封建家庭的極端體現。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女性要堅持獨身,因為她們可以踐行不走進家庭的、更為民主化的親密關係。這樣一種親密關係就是我所說的「後家庭」。

 

現實中,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比男性要低很多,女性從事不穩定就業崗位的比例要比男性高出很多,這就意味著大多數女性依然無法獨立保障自己的生活,從而不得不依賴家庭,並接受家庭制度的規訓甚至壓迫。在這個意義上,全民基本收入保障個體的收入,女性便可以不再依賴婚姻關係就實現獨立。後工作的戀愛意味著兩個人純粹基於情感和理念的結合,並且因為消滅了依附關係,這種戀愛也意味著平等民主的陪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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