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
10.10.2017

齊澤克訪談(上):別叫我教授

作者:斯拉沃熱•齊澤克 安佳•斯泰鮑爾

譯者:王立秋

校編:01哲學團隊

 

在倫敦一家咖啡廳里,安佳(Anja Steinbauer)和那位發明了「特異的」(idiosyncratic)這個詞的哲學家交談。

 

(齊澤克,圖:Woodrow Cowher)

 

那麼齊澤克教授……

 

你要不想死的話,就別叫我教授。有人叫我教授時我會感到不安。教授在哪裡呢?我對一切官方的頭銜等等很有意見。我不為之而感到驕傲。在有人叫我教授的時候,我會自動地認為那是反諷。

 

Anja:關於你,最顯而易見的一個事實是,你不僅是一位哲學家,而且是一位受歡迎的哲學家——這是件罕見的事情。對你來說,成名意味著什麼呢?名聲對你來說重要嗎?

 

齊:首先,名聲是極其相對的。你知道,我有很多敵人:有人認為我只是個小丑,有人認為在我好玩的天性底下有某個邪惡的親法西斯主義或斯大林主義的維度,等等等等。所以我認為我所謂的名聲,基本上只是讓我和我做的事情保持一定距離,防止我嚴肅地做我做的事情的一種方式而已。我真正得意的事情是,你知道我那本瘋狂的書《少於無》(Less Than Nothing)嗎,就是那本幾乎和聖經一樣長的書?那本書賣的很好。那給了我希望: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應該低估公眾。出版商對我施壓,要我寫一本關於特朗普的暢銷書。可我為什麼要寫呢?他又不是個有趣的人;他是個無聊的白痴。

 

Anja:可你擔心你的書變成咖啡廳桌子上的書嗎?你知道,這樣的書人們會買,卻不真會去讀?

齊:我擔心,但人們不讀的也不只是咖啡廳桌子上的書。拿大部頭的暢銷書和經典著作來說吧:人們會買,可也沒人真去讀。比如羅爾斯的《正義論》——我知道在紐約的一些人寫過關於羅爾斯的書,但私底下他們也承認自己沒有讀過那本書。但我認為他們是對的,因為不幸的是,羅爾斯的寫作方式,使你可以把《正義論》濃縮為五十頁,也不會丟失多少內容。在某種程度上說,我懷疑黑格爾的作品也是一樣。我懷疑人們是不是真的讀過他的《邏輯學》,但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有沒有讀過那本書並不重要。你讀過法國作家皮埃爾•巴亞德(Pierre Bayard)的那本絕妙的作品《如何談論你沒讀過的書》嗎?那是以最棒的法國風格寫的,它不僅僅是反諷。他嚴肅地對待這種狀況:即,關於特定作家的最好的書,是由那些沒有通讀該作家的人寫的。他說,你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特徵上,然後,讓那個特徵渲染你的整個進路。這是生產某種真正新的東西的唯一方法。這就是哲學的悖論——你不必通讀它。如果你知道的太多,那麼你只會陷入混亂。

 

Anja:如果人們買了你的書卻不讀的話,你會把這看作是人們對哲學感興趣的好跡象嗎?

 

齊:是的,我私下的希望是,有那麼一批人不僅僅(到我書裡)找笑話。在我最近的、更加哲學的一系列著作,比如說像《絕對反彈》(Absolute Recoil)那樣的書(如果你拿槍指著頭問我的話,我會認為《絕對反彈》是——很抱歉這麼說——我最好的一本書)出版後,我收到像這樣的仇恨郵件:「笑話呢?去哪了?」一些人指責我,說在我庸俗的笑話背後,我是一名非常傳統的哲學家。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對的。甚至我使用拉康的理由,也是由於我把它嚴格地當作一種重新詮釋黑格爾的方式而已。哲學史上的大事件,就是從康德到黑格爾的這一步。

 

Anja:你認為哲學在我們的時代可以或者說應該做什麼呢,以及,黑格爾特別重要嗎?

 

齊:絕對重要。也許,今天並不是改變世界,而是後退一步,確切來說也即思考世界的時候。今天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從馬克思到黑格爾的唯物主義的反轉。黑格爾,從一個微妙的角度來看,比馬克思更加唯物主義。你知道我喜歡的是哪個黑格爾嗎?當他在《法哲學原理》中說「密涅瓦的貓頭鷹只在黃昏時起飛」的時候。這個簡單的句子掩飾了人們慣常的主張,即黑格爾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他的《法哲學原理》提倡的是一種近乎於法西斯主義的社會。當黑格爾說,特定的歷史秩序,在行將結束時才可為人們所理解的時候,你真的以為黑格爾是個白痴,以為他不知道這句話也適用於他的《法哲學原理》嗎?他描繪的不是一個「我們的社會應該看起來如此」的體系。他描繪的是一個已經過去了的情景,而且他是知道這點的。我們的情景,更像馬克思的而不是黑格爾的。馬克思依然相信某種最小的目的論,他相信我們處在這樣的關鍵點上;在這點上,無產階級革命或者說普世的救贖是可能實現的(如果不是必然的話);而黑格爾則覺得自己的處境是後革命的。以法國革命為例,在某種意義上,它出錯了,但黑格爾是要重新佔有(它的遺產)。不是說法國革命是扯談;而是儘管經歷了災難性的後果,我們要如何使革命的遺產保持活力。我認為,我們的處境也一樣:二十世紀在根本解放上的努力已經失敗了。我們不得不放棄馬克思的比喻:即我們正在乘坐歷史的火車。馬克思主義者喜歡說,哪怕時局黑暗,我們也可以在隧道的盡頭看到光。而我則喜歡反諷地說,「是啊,的確如此,可那是過來的另一列火車的燈光。」這就是我們的處境,黑格爾是知道的。它是開放的;我們不能做任何計劃。

 

Anja:可那光可以是任何光——它不必來自另一列火車。難道它就不能是隧道盡頭的光嗎?

 

齊:可以,但這也是為什麼一開始就要擺脫虛假的希望。甚至今天的左派——大多是左翼福山主義者——基本上也認為自由民主和某種類型的資本主義是城裡唯一的遊戲,所以他們說,讓我們使它變得更好吧——我們要更多的團結、醫保、允許同性戀結婚等等。我對福山的回答是,好吧讓我們說你是對的,資本主義贏了。可如今全球資本主義的最有效的管理者卻是還在掌權的共產主義者這一事實不正是對你的諷刺嗎?我認為,最終我們得接受,我們在二十世紀的行事方式結束了。

 

Anja:我們對這些標籤的使用會不會有問題呢?當你說像「資本主義正被掌權的共產主義者往前驅動」這樣的話的時候,你說的資本主義,確切來說是什麼意思呢?它有許多形式。而驅動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者,當然也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儘管他們還自稱共產主義者。

 

齊:是,在什麼意義上我還是一名共產主義者?在非常有限的意義上。我們今天見證的,不正是一個巨大的反諷麼?無論左派還剩下什麼,它都不足以、不能夠再提供一套實際可行的全球替代方案了。我還記得,在佔領華爾街運動爆發的時候,我到紐約和他們站到了一起,我不停地問他們一個愚蠢的問題:「你們想要什麼?」沒人給我答案。我想,這恰恰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想要什麼。左派逃向了道德主義,過度的政治正確等等。這就是問題之所在:一方面,我們有這些目標不清晰的抗議,另一方面,難道我們沒有覺察到,到處都有跡象表明,資本主義,至少是我們所知道的資本主義,現已行將就木嗎?看看生態學吧;顯然,儘管資本主義能夠通過稅收和管制來做點什麼,但那是不夠的。看看虛擬資本和人們對虛擬資本的貿易吧。

 

還有難民問題。如果你問我,那我會說,資本主義正在崩潰。當大災難出現的時候,你需要更大的行動。看看生物遺傳學吧;我們的大腦可以和我們的電腦直接相連了。這將改變人是什麼的定義。而在這裡,我們面對著第一個令人悲哀的後果,就像我一直在警告的那樣:今天構想的理想國家,是一個完全融入全球市場,同時卻又在意識形態上搞種族中心論、以自己的文化為核心的國家。甚至特朗普也在這麼做。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和獨裁者們打成一片。中國、印度、普京都在玩這個遊戲。我們正在走進一個新世界,在這世界中,全球市場將於人們普世接受的解放法則之闕如共存。這是非常可悲的。但回到你的問題:為什麼說共產主義?因為我認為我列舉的所有問題,根本上都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的問題。這意味著某種共享的實質,而這種實質是不應該被私有化或留給市場的。生態學是我們的自然實質的問題,就此而言我們是可以操控它的。知識產權則是另一個共的問題,生物遺傳學也如此。在這個意義上說,就像我曾經反諷地說過的那樣,共產主義不是解決方案,而是今天的問題的名字。我們將不得不在那個層面上尋找解決方案:如何處理時長關係外的「共」。我的朋友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他的書《二十世紀發生了什麼?》中——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民族國家的時代結束了——在這時代中,最高的倫理價值是「你做好為你的國家犧牲的準備了麼?」我們需要更大規模的跨國合作;這是解決比如說生物遺傳學問題的唯一出路。即便像我這樣的好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完全反對資本主義的,因為它是人類歷史上最有活力的體系。但我徹底反對以本地傳統來反對全球資本主義。不!我們必須按它自己的方式,用一種新的普世的全球視野(global vision)來反對它。我要說的要點是,我們必須經歷資本主義,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繼續向前——不是因為我是個烏托邦主義者、我想要更多,而是因為,顯然,從現時的生態學與其他各種問題看來,資本主義正陷入危機之中。在這裡,我是一名悲觀主義者,因為我相信,資本主義不能以自己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我發現這是非理性的:人們害怕全球化,因為它會帶來失業。我說,不,這是我們有過的最好時機!可惜沒人說:「太完美了!我們可以少工作一些了!」沒有人,因為人們自動的假設是——那就是一場災難。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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