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思想
06.10.2017

在《2049》之前,來回顧82年的《銀翼殺手》吧!(二)

仿生人 / 物

哈樂崴(Donna Haraway)於1985年發表著名的〈賽博格宣言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1980s),其中將賽伯格(cyborg,機械人、機械生物、改造人、仿生人皆在此列)與女性主義連結,期望女性主義的發展能夠擺脫本質主義與認同政治的迷思。哈樂崴提到,賽伯格神話是「關於被逾越的界線、有力的融鑄,以及危險可能性」,以此作為改革的力量所在。在文章的開首,哈樂崴點明在賽伯格的科幻作品將打破人類和動物、動物—人類(有機體)和機器、物質(physical)和非物質(non-physical)的界限,以此論證,在「我們」這個能指與「認同感」之間,是無法簡單地以自然/本質或者更抽象的「受害者位置」作為認同基點。

 

簡單地以女性主義為例,白人女人與有色女人之間,其中的經驗差異並不能輕易地以生物本質「女人」約化,單純地以「女人」作為認同建立點,最後必定會與個人落差帶來的矛盾再遇,成為運動進行的極限。複雜的個人經驗固然不可能歸於統一,但是並不代表二者無法聯合。以哈樂崴的說法:「透過結盟(coalition)——親近性(affinity),而非認同」作為組織方法,肯定界限的存在,以「接觸」——如同電路的裝崁那樣,實現一種允許差異的交接。賽伯格的存在是一場「邊境戰爭」(a border war),允許人們擺脫父權體制、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構成的分界,聯通異質進行抵抗。

 

《銀翼殺手》無疑是一個賽伯格文本,而且在共同體的界限與認同之間,呈現了比哈樂崴提及的分類更為複雜的維度。哈樂崴將模糊性作為連結與革命的力量,《銀翼殺手》就是探討這種含混帶來的忐忑與恐懼。

主角Dekard作為人類(姑且當他是「人類」),因為「銀翼殺手」的身份,追捕從外星殖民地Off-World逃回地球的仿生人。故事發生在2019年的洛杉磯,若根據Philip K. Dick的原著小說,電影中連綿如永夜臨至的大雨,是核災的後遺;亦因如此,只要是體格合格的倖存人類都去了Off-World,尋求那在電影中不斷響起的宣傳廣告裡的烏托邦——「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既然地球已變得如此不堪,為什麼仿生人依然執著於重返地球呢?事實上,仿生人具備比人類更為卓越的外貌、體能與智力,特別是電影中「連鎖六型」(Nexus-6)的仿生人,甚至已經發展出媲美人類的情感系統;但是在外星殖民地中,他們猶如奴隸般生存,負責各種人類所不喜的底層工作如垃圾清潔或性工作等,而且,他們只有短暫的四年壽命。仿生人Roy正是為了尋求延長同伴壽命的方法,才回到地球,執意與製造者Dr. Eldon Tyrell見面,渴求破解生命的奧秘。

 

「人類」與「仿生人」,大概能與哈樂崴所指的「動物—人類(有機體)和機器」對位。電影在此基礎下再作細分,將機器分為三類:普通的人型玩偶,形態與思想幾乎與人無異的仿生人,還有與原生動物無異的仿生動物。

 

電影當中除了仿生人,還呈現了不少形神兼具的仿生動物,如Dr. Tyrell的貓頭鷹,Zhora的蛇。仿生動物要比仿生人的價值來得更高,前者是人類情感的寄託、地位的象徵,越是與動物原型貼近價值越高;另一個則是作為奴隸可隨意隨時殺死/除役(retirement),並且因為與人類相似而引發恐慌。普通的人型玩偶也是無傷大雅的存在,如同仿生動物一樣,成為人類情感的慰藉——基因設計師J.F. Sebastian因為身體缺陷獨留地球,居於荒廢的大樓之內,當仿生人Pris詢問他是否寂寞時,Sebastian回答自己從不寂寞——寬廣的公寓裡,放滿了他稱之為「朋友」的人型玩偶。

由此引發的是兩個方向異迴的思考。第一,倘若人類作為情感動物,而人的形體面相作為最能引發感情的介質,那麼,仿生人要相似到怎樣的程度,才能夠引發人類的「感情」呢?要如何定義這「感情」呢?

 

女體模型,總是最能引發情慾的幻想,又難以與女性主義提到的「物化」擺脫關係。偷渡回地球的仿生人中,Zhora與Pris同為女性形體,電影有意將她們與其他女性塑膠模型或玩偶並置,二者的死亡場景,都是在女體模型的包圍下展開的。沒有情感的女體模型是單純的慾望容器,可以輕易地廢棄,損壞之後有無數相似或功能有異的分身替換;那Zhora與Pris也只是上述模型系列的產物嗎?縱然Dekard一再聲稱仿生人的利益與己無關,他著重的只是工作程序,某程度上是另一種「清潔工人」的存在,然而殺死這些高度智能的仿生人後,依然會手震心悸,懷疑這個「除役」的動作是否單純如debug(排除網絡故障),「除役」與「殺生」的距離究竟是什麼;最後,他甚至愛上了與人類無異的Rachael。

 

日本大阪大學的機器人學學者石黑浩,於2005年為愛知世博會製造了以NHK電視新聞主播藤雅子為原型的複製人。談及機械人發展的將來時,石黑浩認為,人類對極像人的機器反應比較好,因為相近的外形能夠引發人與機械之間的自然溝通——機器人是人類外觀與諮詢媒介的結合。

 

果真如此嗎?在此引用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在《物體系》中使用的一則寓言:

 

故事發生在十八世紀。一位熟悉鐘錶機械的魔術師,做了一個自動木偶(automate)。由於木偶是這樣完美,動作如此柔軟自然,當魔術師和他的作品一起在台上出現時,觀眾反而無法區別誰是真人,誰是木偶。此時魔術師被迫把他自己的手勢機械化,而且以極高的巧妙,使他自己的外表產生輕微的破綻,如此他的表演才能得到意義,因為與其讓觀眾後來因為長時間搞不清楚誰是「真的」,因此陷入深深的焦慮中,還不如讓他們把人當成機器,把機器當作人。

 

在寓言中,因為木偶(機械)與魔術師(動物—人類)過於相似,觀眾陷入深深的焦慮,魔術師必須將其中一方的相似度調低以安撫觀眾的情緒。這則奇特的故事正正指出了賽伯格研造的困境——一方面,人類對人工智能的終極目標,是提升機械與生命體的相似度,使其成為可與之情感互通、交流與溝通的「造物」;但是當「造物」具有與人類極度相似的思考/運算機制時,人類又因為混淆陷入深深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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