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 AVANT-GARDE
10.01.2018

斯拉沃熱·齊澤克:賽博空間時代的列寧

作者:斯拉沃熱·齊澤克

譯者:季廣茂

 

如果在今天的激進左翼(不論是何種激進左翼的殘餘)中還有什麼共識而言,那便是,他們認為,激進政治綱領要想死而復甦,就必須拋棄列寧主義的遺產,如對階級鬥爭的無情凝視,把黨視為享有特權的組織形式,通過暴力革命掌握政權,以及隨之而來的「無產階級專政」 ……在「後工業」晚期資本主義條件下,左翼要想得到任何機遇,難道不應該拋棄這些「殭屍概念」嗎?

 

這個表面上令人心悅誠服的論點所存在的問題是,它不費吹灰之力就接受了廣泛傳播的列寧形象:一位英明的革命領袖,曾在《怎麼辦?》中概括出自己的思想與實踐的基本座標,然後一以貫之、殘酷無情地實現之。如果還有另一個版本的列寧故事,情形又會怎樣?真的,當今的左翼正在身經破碎不堪的體驗,這種體迫使左翼重新設計左翼綱領的基本座標。不過,正是與此極其相似的體驗,促生了列寧主義。回憶一下列寧在1914年秋季的震驚吧!1914年秋,歐洲所有的社會民主黨(只有俄國布爾什維克和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是光榮的例外)都加入了「愛國陣線」。列寧甚至認為,那期《前進報》是俄國的祕密警察偽造出來的。《前進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黨報,那期報紙報導說,社會民主黨在帝國議會(Reichstag)中對戰爭信任案投了贊成票。在那個把歐洲大陸一分為二的軍事衝突的年代裡,拒絕下列觀念是何等的困難——在這場衝突中你應該有所偏袒;採取下列行動是何等不易——抵抗自己國家中的「愛國激情」!多少偉大的思想家(包括弗洛伊德)都抵禦不住民族主義的誘惑,儘管只有短短几周的時間!用阿蘭·巴蒂歐(Alain Badiou)的話說,1914年這次衝擊是一場Désastre,即一場災難。在這場災難中,世界消失了。不僅資產階級對進步的田園牧歌般的信仰銷聲匿跡了,伴隨著這種信仰而來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泥牛入海了。列寧(撰寫《怎麼辦?》時的列寧)失去了腳下的根基——在列寧的絕望迴應中,沒有一件事情令人滿意,也沒有什麼人來「告訴你怎麼辦」!這個絕望時刻,這場災難,為這個列寧主義的事件奠定了基礎,為打破第二國際的進化歷史主義打開了局面。而且,只有列寧出於這個層面上,只有列寧披露了這場災難的真相。從這個列寧那裡,我們還有許多東西要學。

 

列寧偉大之處在於,在這場災難中,對於能否成功,他從來都沒有懷疑過,這與從盧森堡到阿多諾的消極惆悵,形成了鮮明對比。對於盧森堡和阿多諾來說,最後的切合實際的行動,便是承認失敗;只有承認失敗,才能使真理昭然若揭。在1917年,列寧沒有坐等正確、成熟的時間,而是組織了一次先發制人的大罷工。1920年,作為失去了工人階級的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絕大多數工人在內戰中犧牲了),他繼續組織了一個國家,完全接受了有關黨的悖論——黨不得不組織,甚至重新創造自己的根基,即工人階級。列寧的偉大之處,在他自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間的著述中表現得最為明顯。1917年2月爆發了第一次革命,它廢黜了沙皇專制,建立了民主政體;1917年10月爆發了第二次革命。2月時,列寧是個半匿名的政治移民,身處蘇黎世,無計可施,與俄國也沒有暢通的聯絡渠道,主要通過瑞士報紙瞭解事態的發展。10月時,列寧成功領導了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那麼,在2月與10月間究竟發生了什麼?在2月,列寧迅速察覺到,革命的時機已經來臨,它是獨特的偶發性環境的結果。如果不抓住這一頃刻,革命的機遇就會失去,或許一失去就是幾十年。他堅定地主張,應該冒險一搏,進入下一階段,即是說,重複這次革命。這時,列寧孑然一身,為黨內多數中央委員所嘲弄。閱讀列寧1917年以來的文字,會為審視這位倔強、堅韌、充滿挫折感的革命著作提供獨特的視角。正是通過這部著作,列寧才影響了他人。不過,無論列寧的個人干預是怎麼的不可獲取,都不應該十月革命改寫成這樣的故事——這位孤獨的天才面對著無頭蒼蠅般的民眾,逐漸把自己的看法強加於人。列寧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是因為,繞過了黨的官僚體系(nomenklatura),列寧的魅力還是在所謂的革命微觀政治中得到了響應:草根民主的激烈爆發,地方委員會在俄羅斯大城市周圍的蓬勃發展,對「合法政府」權威的不屑一顧,並把一切權利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是前所未聞的十月革命的故事。

 

令讀者耳目一新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列寧自1917年以來的文字是何等的通俗易懂。它不需要冗長的說明性註釋,即便我們對那些陌生的名字一無所知,也能立即領會其要義。今天看來,這些文字以近乎經典的清晰透徹,描繪了這些文字所涉及的鬥爭的概貌。列寧充分意識到了這種情形的悖論性:在1917年春季,在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體之後,俄國成了整個歐洲最民主的國家,大眾動員、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過,這種自由又使得形勢曖昧不明。如果還有一根絲線貫穿於列寧在「兩次革命之間」(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撰寫的文字,那便是,他認為,在下列兩者存在著距離:一是大多數政黨和其他政治團體所進行的政治鬥爭的「明確」的形式概貌,二是此一政治鬥爭實際的社會風險(立即實現和平,分配土地,當然還有「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即是說,肢解現有國家機器,並用新公社之類的社會管理形式取而代之)。

 

在1917年春季,在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體之後,俄國成了整個歐洲最民主的國家,大眾動員、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過,這種自由又使得形勢曖昧不明。(資料圖片)

這種差距——對法國大革命時期(1789-1793)的差距的重複——為列寧的獨特介入提供了空間:革命唯物主義的基本教益在於,革命總是要爆發兩次,而且兩次革命都有其實質性的成因。這種距離不僅是形式與內容之間的距離。「第一次革命」錯過的不是內容,二是形式——它依然陷入舊形式之中而無力自拔,認為只要簡單地利用業已存在的國家機器及其民主機制,就能實現自由與正義。如果「優秀」政黨贏得了自由選舉並「合法」地推進整個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化,情形又將如何?(近乎荒唐的,也最清楚不過的表述這種幻覺的,是考茨基在20世紀20年代概括出來的觀點,即,社會主義第一階段合乎邏輯的政治形式,即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合乎邏輯的政治形式,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政黨在議會中結成聯盟。)與此極其相似的是現代性之初期(era of early modernity),對教會意識形態霸權的反抗,首先也是以另一種作為異端的宗教意識形態表現出來的。與此同理,沿著同樣的思路,「第一次革命」的參與者試圖在資本主義民主的政治形式內,顛覆資本主義統治。這是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先是舊秩序在自身的意識形態—政治的形式內被否定,然後是否定這種形式本身。那些搖擺不定的人,那些害怕邁出第二步以否定這種形式本身的人,都重蹈了羅伯斯庇爾的覆轍,想來一場「沒有革命的革命」。列寧辨析了這兩種不同的倒退形式,並以此展示他的「存疑闡釋學」的全部魅力。

 

在1917年的著述中,列寧對那些永無休止地為革命尋求某種「保證」的人,進行了極其辛辣的諷刺。這種保證以兩種形式呈現出來:一種是有關社會必然性的物化觀。它認為,不應該過早地冒險進行革命,必須等待正確的時機。只有到了那時,根據歷史發展的規律,時機才會「成熟」。「對於社會主義革命過來說,時間尚早,工人階級還不成熟」。另一種是常態(「民主」)的合法性。它認為,「大多數人沒有站到我們這邊,所以革命不會是真正的民主革命」。正如列寧再三強調的那樣,好像在革命力量冒險奪取國家政權之前,應該得到某個大對體人物的允許似的(舉行一次公民投票,以確定究竟有多少人支援革命)。和拉康一樣,在列寧看來,關鍵在於,革命只能由自己來授權:應該假定,革命行動沒有被大對體所遮蔽,害怕「過早地」奪取權力,尋求什麼保證 ,都是對行動深淵的恐懼。這裡隱藏著被列寧當做「機會主義」而加以譴責的那一事物的最終維度,也隱藏著列寧的執著——「機會主義」本質上是天然虛假的立場,它掩飾了對以「客觀」事實、規律或規範的保護屏實施這一行動的恐懼。

 

列寧對此作出的迴應是,不是提出一套不同的「客觀事實」,而是重申了十年前盧森堡在反駁考茨基時提出的觀點,即,那些等待革命的客觀條件來臨的人,將永遠等待下去——這樣的客觀觀察者(而非積極參與者)的立場本身,就是革命的主要障礙。列寧駁斥了那些反對邁出第二步的形式——民主批評者們。他認為,選擇「純粹民主」,本身就是烏托邦:在俄國這個具體環境中,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沒有幸存的機遇,要想保護二月革命的真正成果(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等,惟一「現實」的方式就是走向社會主義革命,否則沙皇會反戈一擊。

 

我們擁有兩種革命模型,這兩種革命的邏輯水火不容:某些人等待最終危機的來臨,但它的來臨必須是成熟的,合乎目的論的。到那時,革命將在「適當的時間」,由歷史進化的必然性催發。另外一些人把革命的機遇設想為自然浮現的某物,只有繞過「正常」的歷史發展才能抓住它。列寧不是唯意志論的「主觀主義者」,他主張,例外(一套異乎尋常的環境因素,就像1917年時的俄國一樣)提供了瓦解常態的方式。在今天,這種論證路線,這一基本立場,不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實際嗎?我們不是同樣生活在這樣的時代裡,國家及其機器(包括它的政治參與者)越來越無法清晰闡明某些關鍵爭端(生態問題、退化的保健、貧困、跨國公司的角色等),並把它們融入整體?在這個問題上,惟一合乎邏輯的結論便是,新形式的政治化迫在眉睫,它將直接把這些生死攸關的爭端予以「社會化」。1917年的幻覺——俄國面臨的緊迫問題(和平、土地分配等)本來可以通過「合法」的議會道路加以解決——與今日的幻覺別無二致,比方說,今天有很多人相信,只要把市場邏輯加以擴充套件到生態問題上,就可以避免生態威脅(讓汙染者為治理他們造成的汙染買單)。

 

不過,列寧的特定看法在今天是否依然有效?根據正統的看法,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對大眾的創造力深表懷疑,這使他強調科學和科學家的重要性,使他更加信賴專家的權威。他歡呼「幸福時光的到來,這時候,政治家會隱入幕後……工程師和農學家將走上前臺。」這是不是技術統治論的後政治學(Technocratic post-politcs)?在今天看來,列寧有關社會主義如果跨越壟斷資本主義的看法可能天真得可怕:

 

資本主義以銀行、聯合企業、郵政服務、消費者協會和機關僱員聯盟的形式,創造了會計機器。沒有大銀行,社會主義就無法實現……我們現在的使命只是砍掉在資本運作方面毀滅這一傑出機器的一切事物,使它變得更大,甚至更民主,更全面……這將是遍及全國的賬薄,遍及全國的有關商品生產與分配的會計;可以說,這還將成為具有社會主義社會的骨骼性質的某種事物。

 

馬克思認為,一般知識分子均以樸素的方式調控一切社會生活,在後政治世界中,「人的管理」將被「物的管理」取而代之。列寧的這番見解不正是對馬克思上述觀點的最激進的表述嗎?當然,談起「工具理性之批判」和「被管理的世界」(verwaltete Welt)之類的小調,來反對上述引文,是易如反掌的。「極權主義」的潛能就銘刻於這種形式的全能社會控制之中。在斯大林時代,社會管理機器確實「變得更大」了,語含譏諷地作出如此評論,也是易如反掌的。此外,這種後政治視境不正與毛澤東有關階級鬥爭的永恆不朽的看法(一起都是政治性的)截然相反嗎?

 

不過,一切真的都是如此一清二楚嗎?如果用全球資訊網取代(顯然已經過時的)中央銀行,情形又將怎樣?對於一般智力而言,全球資訊網可是當今最佳的選擇。多蘿西·塞耶斯聲稱,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提出的實際上是一套偵探小說理論,儘管那時還沒有偵探小說問世。因為可憐的亞里士多德對偵探小說一無所知,他不得不引證可供調遣的例子,即悲劇……與此同時,列寧實際上提出了一套關於全球資訊網的作用的理論,但是,因為他對網路一無所知,只好以不幸的中央銀行為例。結果,我們不是同樣可以說:「沒有全球資訊網,社會主義就會無法實現……我們現在的使命只是砍掉在資本運作方面毀滅這一傑出機器的一切障礙,使它變得更大,甚至更民主,更全面」?正是這樣的環境中,有人喜歡重提馬克思有關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法,這些辯證法是那樣的破舊不堪,而且都快被人遺忘了。語含譏諷地提出下列主張,已經一點不新鮮了:正是這些辯證法埋葬了「現存的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已經無力維持從工業經濟向後工業經濟的過渡。在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解體的悲喜劇犧牲品,是在1988年接受盧布林雅那學生電臺採訪的那個年邁的共產主義官僚。共產主義者知道,他們正在喪失權力,所以他們拼命取悅每個人。當這個老幹部被問及有關他的性生活這樣的挑釁性問題時,他同樣拼命地證明,他對年輕一代並不生疏。不過,因為他惟一熟悉的語言是呆板乏味的官腔官調,所以我們得到的是稀奇古怪的淫蕩混合物,是諸如此類的陳述:「性生活是我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摸摸我妻子的銷魂處,會給我提供巨大的新動力,使我投身於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之中。」讀到東德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官方文獻(這些文獻提出的綱領是,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變成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矽谷),我們無法避免產生這樣的印象——在形式和內容更之間存在著同樣的悲喜劇縫隙。他們已經完全意識到,數字化是通往未來的道路,但還是根據中央工業計劃這個陳舊的社會主義邏輯來處理此一問題。他們的言詞披露出下列事實——他們不想得到他們實際上正在追求的東西,即數字化的社會後果。不過,資本主義真的能為數字世界提供「自然」的生產關係框架嗎?對於資本主義而言,在全球資訊網中,不是同樣存在著爆炸性的潛能嗎?微軟壟斷的教益不同樣也是列寧主義的教益嗎?不是通過國家機器向微軟的壟斷進行宣戰(回憶一下法庭是怎麼命令微軟公司肢解開來的吧),而是使其社會化,使每個人都能自由地使用它,不是更加「符合邏輯」嗎?今天,有人喜歡把列寧的著名格言「社會主義=電氣化+蘇維埃政權」,轉化成「社會主義=自由使用網際網路+蘇維埃政權」。

 

在這種語境中,要揭穿的神話是,國家的作用正在逐漸縮小。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其實只是國家功能的轉移:這在一定程度上消減了它的福利功能,同時又在其他社會控制領域強化了其作用。要想開辦一家商業結構,我們不僅要依賴國家提供法律和秩序方面的保證,而且還要依賴國家在全部基礎設施方面提供的保證(水和能量的使用、運輸工具、生態標準、國際調節等)。與100年前相比,這已經達到了無可比擬的程度。去年發生在加利福尼亞的電力供應崩潰把這一點表現得淋漓盡致:在2001年1月至2月間的幾周裡,電力供應的私有化(「放寬管制」)把加州南部地區這個世界最發達的「後工業」景觀之一,變成了定期實行燈火管制的第三世界國家。當然,為放寬管制進行辯護的人聲稱,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私有化進行得還不夠徹底。這麼說,等於陷入了那個陳舊、虛假的三段論中:「我的未婚妻與我約會從不遲到,因為一旦遲到,他就不再是我的未婚妻了。」根據定義,放寬管制是必定有效的,如果無效,那它還不是真正的放寬管制……最近瘋牛病導致的恐慌(它或許預示出,在不遠的將來,許多類似的現象在等待我們)不是同樣指出 ,有必要對農業進行嚴格的國家控制和全球的制度化控制嗎?

 

去年發生在加利福尼亞的電力供應崩潰把這一點表現得淋漓盡致:在2001年1月至2月間的幾周裡,電力供應的私有化(「放寬管制」)把加州南部地區這個世界最發達的「後工業」景觀之一,變成了定期實行燈火管制的第三世界國家。當然,為放寬管制進行辯護的人聲稱,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私有化進行得還不夠徹底。(資料圖片)

有人指責說,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列寧已經缺乏時代性,因為他依然停留在工業大眾生產的地平線上(想想他對福特製的熱烈祝賀)。如何看待這種責備?從工廠生產到「後工業」生產的過渡,是如何改變這些座標的?我們如何看待第三世界中的手工血汗工廠,又如何看待數字血汗工廠,比如班加羅爾的數字血汗工廠,在那裡,成千上萬的印度人為西方企業設計軟體?把這些印度為稱為「知識無產階級」是否恰當?這是第三世界最終的復仇嗎?下列令人不安的事實會導致怎麼的後果(至少在保守的德國人看來)——在成千上萬地輸入手工移民幾十年之後,德國現在發現,它至少幾萬個知識移民,絕大多數是電腦程式設計師?當今馬克思主義所無力應對的是,面對當今的「非物質生產」(電腦工人)這一日益提升的重要性,怎麼辦?我們是否還要強調,只有那些設計「真實」物質生產的人才屬於工人階級,或者我們是否要邁出致命的一步,承認「符號工人」在今天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應該反對邁出這一步,因為它混淆了非物質生產與物質生產之間的分工,掩蓋了工人階級中(一般是根據地理劃分的)電腦工人與物質生產工人(美國或印度的程式設計師、印尼的血汗工廠)之間的分裂。

 

或許正是失業者的形象代表著當今純粹的無產階級:失業者的堅定決心依然是工人們的堅定決心,但他們既無法實現自己的決心,也無法徹底拋棄它,於是他們被懸置於無力工作的工人們的潛能之中。或許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今天全都「無業」,因為職業越來越傾向於以短期合約為基礎,以至於無業狀態成了常態,成了零層面,臨時性的工作反而成了例外。這也是對「後工業社會」的倡導者們的迴應,他們傳遞給工人的資訊是,你們的時代已經終結,你們的存在已經過時,你們惟一能夠指望的就是純粹的人道主義同情了。在當今的資本世界中,給工人們留下的位置越來越少,在這個事實上,我們只能得出一條堅實的結論。如果今天的「後工業」社會需要越來越少的工人再生產自身(按某些人的估計,只需要工人總數的20%),那麼,真正過剩的不是工人,而是資本。

 

所謂新(數字)工業的主要矛盾表現在,如何維繫(似有)財產的形式?要知道,在這種(私有)財產的形式中,能夠維繫的只是利潤的邏輯(參見Napster問題,即音樂的自由流通問題)。而且,生物遺傳學中的法律問題的複雜化不也同樣如此?新的國家貿易協議中的關鍵因素,是「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在企業吞併中,一旦大的西方公司接管了第三世界公司,它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關閉其研究部門。這裡出現的現象,使財產這一概念陷入了異乎尋常的辯證性悖論之中:在印度,地方社群突然發現,它們履行了幾千年的醫學實踐,使用了幾千年的醫學材料,頃刻間為美國公司所擁有,所以它們要從它那裡購買;在取得基因專利權的生物遺傳公司中,我們發覺,作為我們身體的一部分,我們的基因已經版權所有,成為別人的囊中之物了。

 

正是在這裡,應該考察斯大林主義社會的最終悖論。與資本主義相反(資本主義是階級社會,但大體上又是功利主義社會,沒有直接的等級分類),「成熟」的斯大林主義是無階級社會,但有著經過嚴格界定的等級群體(上層官僚、技術工人、軍人等)。這意味著,在斯大林主義那裡,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觀已經無能為力,因為它無法描述斯大林主義的等級制和統治方式——在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蘇聯,社會分類的依據不是財富的多寡,而是能否接近權力機制,能否獲得特工的生活物資、文化條件(食物、住房、保健、旅行自由、教育)。

 

或許歷史的最終諷刺在於,只有從當今全球資訊網的角度,回溯性地解讀,才能理解列寧「中央銀行社會主義」究竟何所指。蘇聯為我們提供了第一個發達的「後財產」社會的模型,真正「晚期資本主義」的模型。在那裡,統治階級是根據能否直接接近社會權利、社會控制以及其他的物質特權、社會特權的(資訊、管理)方式來界定的:關鍵並不在於是否擁有公司,而在於能否直接操縱公司,是否有權使用私人噴氣式飛機,能否得到最好的醫療保障,等等。這些特權不是通過擁有財富獲得的,而是通過其他機制(教育機制、管理機制等)獲得的。

 

因此,這就是即將來臨的危機,它將對新的解放鬥爭,對重新發明一種政治,提供獨特的視角。這政治不是在私有財產與其社會化之間做出陳舊的馬克思主義選擇,而是在等級制後財產社會與功利主義後財產社會之間做出選擇。在這裡,馬克思主義的陳舊論點——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建立在私有財產和市場條件的基礎上——需要作出出人意料的扭曲:市場關係力所能及的(至少)是「形式上」的自由和「法律上」的平等,因為社會等級制度可以通過財產來維持,所以不需要它直接釋出政治宣告。如果私有財產的作用正在逐漸縮小,那麼危險就在於,私有財產作用的日漸消失將創造對某些新的(種族主義或專家統治)等級制形式的需求,它是直接建立在個人財產的基礎上的,因而甚至取消了「形式上」的資產階級平等和自由。簡言之,只要決定社會權利的因素包容/排斥(獲取知識、控制等的)特權化的設定,我們就可以期待不同的排除模式(modes of exclusion),甚至赤裸裸的種族主義。指向這一方向第一個清晰標誌,便是政治(政府)與自然科學的新聯盟。在最近出現的生物政治學中,政府正在鼓吹「胚胎工業」,即在民主控制之外,控制我們的基因遺產。某個令人無法拒絕的提議證明了它的合法性:「難道你不想根治癌症、糖尿病、阿爾茨海默病……嗎?」 不過,就在政治家們做出這樣的「科學」承諾時,科學家們倒是依然深表懷疑,他們通常強調說,需要通過廣泛的社會共識來制定決策。

 

遺傳工程最終的問題並不在於它可能造成的無法預知的後果(如果創造出怪物,比如說,創造出沒有任何道德責任感的人來,怎麼辦?)。最終的問題在於,生物遺傳工程以怎樣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教育觀:不是把兒童培養成優秀的音樂家,而是操控他的基因,以便使他「自發地」喜愛音樂,這將是可能的嗎?不是向他灌輸紀律感,而是操縱他的基因,以便使他「自發地」服從命令,這將事可能的嗎?這裡的形勢是極不明確的,即使這兩類人——「自然出生」人與基因控制人——逐漸顯現出來,我們還是無法預知,哪一類人會在社會等級體系中佔據更高的地位。「自然人」是否會覺得,「基因人」只是純粹的工具,沒有真正的自由生命?或者,完全為人操控的「基因人」是否會認為,「自然人」還處在低階的進化階段?

 

因此,即將到來的鬥爭的結果還不確定,它將使我們進入前所未有的緊急狀態,因為它不僅關切新的生產方式的產生,而且關切,在成為人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中,會發生怎樣的分裂。今天我們已經能夠感受到普遍不安的情緒,回憶一下通常歸於「西雅圖」名下的一系列事件,就可以了。大獲全勝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十年蜜月已經過去,姍姍來遲的「七年之癢」即將來臨,大媒體突然間都警告說,馬克思主義者正在操控「誠實」的抗議者們。這裡的問題恰恰是列寧面臨的問題,即如何實現媒體的這些操控,如何表明一種組織結構,把普遍政治要求這一形式,賦予民眾普遍不安的情緒。否則動力就會喪失,剩下的只是邊緣騷亂。或者組成新的綠色和平組織,能發揮一定的功效,但又會嚴格限制自己的目標、市場策略,等等……換言之,在今天,「列寧主義」的一大教益就是,沒有政黨這種組織形式的政治,就是沒有政治的政治。所以,對那些只想進行(名符其實的)「新社會運動」的人的回答,與雅各賓派對吉倫特妥協者(Girondin compromisers)的回答,是完全一樣的:「你們想要沒有革命的革命!」今天的障礙在於,社會政治干預似乎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玩弄體制的遊戲,忙於「通過制度進行長征」;或者積極從事新的社會運動,通過生態學,從女權主義走向反種族主義。這些運動的侷限性同樣表現在,就政治應該具有普遍單一性(Universal Singular)而言,這些運動不是政治性的:他們只是「單一問題運動」,缺乏普遍性之維,即是說,它們與整體性無關。

 

「西雅圖」運動的承諾表現在下列事實中——它恰恰處於普通媒體指責(「反全球化抗議」)的對立面;它是新的全球化運動的第一核心,這裡的全球化既涉及(它旨在與當今資本主義進行全球化對抗),又關乎形式(正是包括移動國際網路在內的全球化運動,才能引起從西雅圖到布拉格對全球化的抗議)。它比「全球資本主義」更加全球化,因為它把自己的犧牲品捲入到這場遊戲之中,即是說,把那些被資本主義全球化排除在外的人們捲入到這場遊戲之中。或許應該 在這裡冒險使用一下黑格爾在「抽象」普遍化與「具體」普遍性之間做出的老式區分:資本主義全球化是「抽象」的,它關注資本的思辨運動;而「西雅圖」運動則代表著「具體的普遍性」,即代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整體性,以及被它排斥在外的黑暗地帶。

 

在這裡,列寧對自由派的指責是至關重要的:他們只是利用工人階級的不滿,以鞏固他們與保守派截然相反的立場,而不是最終認同於工人階級的不滿。當今的左翼自由派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們喜歡激發種族主義、生態學、工人們的不平之氣等問題,以使自己的得分領先於保守派,而不危及制度本身。回憶一下,在西雅圖,克林頓是如何巧妙地提到幾條大街之外的抗議者的,意在提醒那些躲在保安嚴密的宮殿裡聚集一堂的領袖們,應該傾聽示威者們傳達的資訊。(這資訊當然是克林頓闡釋出來的,它失去了顛覆性毒刺;這毒刺本來是要歸到危險的極端主義分子頭上的,他們把騷亂與暴力帶到大多數和平抗議者那裡。)這種克林頓式的姿態後來演變成精緻的「胡蘿蔔加大棒」的圍堵策略:一方面是妄想狂(即這樣的想法,有個見不得人的馬克思主義陰謀潛伏在後面);另一方面,在熱那亞,為反全球化的示威者提供食宿的不是別人,而是貝盧斯科尼——他為示威者提供食宿有個前提,即,他們必須「舉止得當」,沒有干擾官方的活動。所有的新社會運動,包括恰帕斯的薩帕特主義者(Zapatistas),都是如此。制度性政治總是準備「傾聽他們的需求」,使他們喪失他們特有的政治毒刺。我們必須去尋找真正的「第三條道路」,是在制度化的議會政治與新社會運動之外的第三條道路。

 

作為正在出現的這一騷動不安的標誌,作為需要真正的第三條道路的標誌,下列現象的出現還是非常有趣的。在最近接受採訪時,即便是像約翰·勒卡雷這樣的保守自由派也不得不承認,作為「撒切爾夫人與里根兩情相悅」的結果,在絕大多數發達的西方國家,特別是在英國,「社會的基礎設施幾乎已經停止運作」。這使他發出呼籲說,至少「要對鐵路和水源再次實行國有化」。我們實際上正在接近這樣的境地,在那裡,(被挑選出來)私有財富的產生,是與全球化的(生態的、基礎設施的)退化相伴隨的。全球化的退化很快會影響到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水的質量不僅在英國是個問題,最近的一項檢測表明,向洛杉磯地區提供水源的整個河盆地帶,都受到了人造毒性化學物質的侵襲,這裡的水源很快就會無法飲用,即便使用最先進的過濾裝置加以過濾,也無濟於事。勒卡雷以十分精確的言詞,表達了他對布萊爾的憤怒,因為布萊爾全盤接受了撒切爾夫人的基本座標。他說:「上一次,也就是在1997年,我還覺得,在他拒絕承認自己是一位社會主義者時,他在撒謊。關於他,我現在要說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便是,他當時說的是實話。」說得更嚴密些,在1997年,即使布萊爾「主觀上」在撒謊,即使他的祕密議程(secret agenda)就是拯救對於社會主義議程來說一切可行的事情,但在「客觀上」,他還是說了實話:他(最終)主觀上的社會主義信念只是自我欺騙,只是幻覺,該幻覺使他能夠發揮其「客觀上」的作用,即完成撒切爾夫人式的「革命」。

 

有人指責說,倡導激進左翼,無異於烏托邦。對這一指責作出的最終回答應該是這樣的,在今天,真正的烏托邦只是這樣的信仰——現在的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共識可以無限期地維持下去,不必進行任何根本性的變革。於是我們回到了1968年的陳舊格言上:“Soyons réalites,demandons I’impossible!”(「現實一些吧,要求那些不可能的東西!」)。要想成為真正的「現實主義者」,就必須考慮打破一切看上去「可能」(或者正如我們通常所言,「切實可行」)之物的約束。如果在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於2001年5月的選舉獲勝中還有什麼教訓可供汲取,那便是,真正烏托邦式尋求第三條道路的左翼人士。何以這麼說?在貝盧斯科尼在義大利選舉獲勝這件事情上,要逃避的主要誘惑就是,以此證明,在從阿多諾道維威里奧的保守—左翼的文化批判的傳統中,還存在著另外的實踐。保守—左翼的文化批判一直抱怨被人操縱的大眾愚不可及,能夠進行批判反思的自主個人正在消失。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要低估這次大選獲勝可能造成的結果。黑格爾說過,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會發生兩次,比如拿破崙就失敗過兩次,等等。對於我們來說,要想意識到這個事件的全部結果,貝盧斯科尼似乎也要贏得兩次選舉才行。

 

那麼,貝盧斯科尼又得到了什麼?他的獲勝在道德應該在政治中發揮怎樣的作用這個問題上,提供了可悲的教益:偉大的道德—政治宣洩的最終結果,便是貝盧斯科尼掌權。十年前,「潔身自好」的反腐競選摧毀了基督教民主主義(Christian Democrecy)與共產主義者之間意識形態對立,而共產主義一直統治著二戰後的義大利政壇。這類似於默多克贏得了英國大選,本是一場政治運動,現在卻像商業—傳播企業那樣運作起來。貝盧斯科尼的義大利力量黨(Forza Italia)不再是政黨,正如他的名稱所暗示的那樣,它只是體育迷俱樂部而已。如果說,在過去美好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體育運動已經被直接政治化了(回想一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為它的頂級運動員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那麼,現在的政治已經變成了體育競賽。這種相似性甚至表現在更多的方面:如果說共產主義政體對工業實現了國有化,那麼,貝盧斯科尼則在某種程度上把國傢俬有化了。正是出於這個緣故,左翼和自由民主派的全部憂慮——在貝盧斯科尼選舉獲勝的下面,潛伏著新法西斯主義的危險——都是杞人憂天之舉,而且在某種程度也過於樂觀了:法西斯主義仍然是明確的政治綱領,而在貝盧斯科尼的情形下,最終什麼東西也沒有潛伏在裡面,沒有祕密的意識形態綱領可言,有的只是純粹的保證——一切都將正常執行,我們會做得更好。簡而言之,貝盧斯科尼的政治是最純粹的後政治。全部西方國家中的「後政治」的最終標誌,就是政府的管理方式的強化,政府被視為管理機關,它已經喪失了它所固有的政治維度。

 

在今天,政治鬥爭的真正危險在於,在兩個主要的政治黨派中,究竟是保守派還是「溫和左翼」能夠把自己打扮成真正體現了後意識形態精神的政治黨派,同時又把另一個政治黨派斥為「依然陷於陳舊意識形態幽靈而無力自拔」而大加鞭撻?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屬於保守派,那麼90年代的教訓似乎是,在我們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第三條道路的社會民主(或者說得更尖銳一些,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後共產主義者們),實際上同樣是作為資本的代言人發揮作用的。一般而言 ,它反對自己特定的政治派別(這派別額是由另一個「保守」的政黨所扮演的),目的是要表明,它正在向所有人發話,它同樣也想滿足反資本主義的各個社會階層的特定需要(比如說,滿足國內的「愛國」的中產工人階級的需要,他們受到了廉價的移民勞動力的威脅。回憶一下基民黨在反對社會民主黨的提議——德國應該引進50,000印度電腦程式設計師——時,是怎樣創造了那個臭名昭著的各樣的,“Kinder statt Inder!”——「要自己養兒,不要印度人!」)。這一經濟構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下列問題:第三條道路的社會民主黨既代表了鉅額資本的利益,又代表了跨文化的寬容——跨文化的寬容旨在保護外國少數人的利益。

 

關於第三條道路,左翼懷揣的夢想是,與魔鬼簽訂的條約一樣會帶來好的結果:好吧,不要革命,我們接受了資本主義 ,把它視為街上惟一可玩的遊戲,但至少我們能夠保留福利國家所取得的某些成就,還可以建立對性別少數派、宗教少數派、種族少數派持寬容態度的社會。如果貝盧斯科尼的選舉獲勝所預示的傾向持續下去,一個更加黑暗的前景會出現在地平線上,會出現於這樣的世界中。在那裡,不受任何約束的資本統治沒有得到左翼—自由派的寬容的補充,反而得到了下列兩者的典型的後政治混合物的補充——其一是純粹的傳媒尋求的景象,其二是道德多數派所關心的食物 (回想一下梵蒂岡是怎樣不動聲色地支援了貝盧斯科尼的)。如果在貝盧斯科尼的後政治中還隱藏著什麼意識形態議程的話,那麼直率的說吧,它便是二戰後簽訂的民主條約的破產。在最近幾年,二戰後簽訂的反法西斯主義條約正在慢慢破裂,這一破裂的標記已經出現了許多——從「修正主義」歷史學家,到新右翼民粹主義者,所謂的「禁忌」都正在解除。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那些瓦解這一條約的人,引用的恰恰是自由派普適化的犧牲邏輯:當然,存在著法西斯主義的犧牲品,但二戰之後的被驅除的其他犧牲者,又該怎麼說?在捷克斯洛伐克,那些被逐出家園的德國人,又該怎麼說?他們不是一樣有權要求得到(財政)補償?

 

不遠的將來並不屬於勒龐或帕特·布坎南之流的露骨的極右翼煽動者,而是屬於貝盧斯科尼和海德爾二類的人,他們披著民粹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的外衣,提倡資本的全球化。他們與倡導第三條道路的左翼的鬥爭的焦點在於,誰能更加有效地抵制全球資本主義的過剩,是第三條道路的跨文化寬容,還是民粹主義的同性戀恐懼症?這令人討厭的二種選一便是歐洲對全球化的迴應嗎?從這個意義上說,貝盧斯科尼的政治是最糟糕的後政治;即使《經濟學家》這個反左翼自由主義的堅定喉舌,也被貝盧斯科尼指控為「共產主義陰謀」的一部分,因為它提出了幾個嚴峻的問題,諸如,一位被證明有罪的人怎麼成了總理!這意味著,在貝盧斯科尼看來,所有反對他的後政治的人都根植於「共產主義陰謀」之中。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對的,因為對他而言,這是唯一真正的反對。所有其他人——自由派或倡導第三條道路的左派——基本上都在跟他玩一樣的遊戲,只是披上了不同的外衣而已。而希望必定在於,貝盧斯科尼在其妄想狂一般的認識圖繪的第二個方面,將同樣是正確無誤的——他的勝利將給真正的激進左翼提供動力。

(來源:《實在界的面龐:齊澤克自選集》(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最後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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