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06.09.2017

酷兒理論到底要幹嘛、能幹嘛、該幹嘛?(上)

作者:李柏翰

【譯者按】

 

「酷兒理論到底要幹嘛?」來自學界、社運界,甚至性/別少數社群內部的批評聲中,人們急著將「酷兒」的理念簡化成「排斥所有身份認同、棄守任何道德底線」。但果真如此嗎?事實上,酷兒理論從非一言堂,不是誰說了算,其本身亦是百家爭鳴、互別苗頭的,因此與其說是queer “theory”,不如想成“theories” of queerness。

 

九零年代,伴隨後結構與後現代等思潮而出現的酷兒理論,被很多人認為「衝太快」(或「唱高調」,或「扯後腿」),這似乎坐實了「性解放」造成的滑坡恐懼。這些批評的「耳語」,使得酷兒理論受到同志運動團體與保守勢力的兩面夾攻,舉世皆然,特別在婚權運動高漲的此時。

 

此刻再讀Lauren Berlant(芝加哥大學教授)和Michael Warner(耶魯大學教授)於1995年合寫的這篇文章〈 酷兒理論教我們幹嘛?〉(What Does Queer Theory Teach Us about X?),是為了釐清當時酷兒理論在美國出現的社會脈絡,即是回應同志運動「認同政治」的風起雲湧、愛滋帶來的反思,以及與同各種保守勢力激烈交手的「戰況」。

 

Berlant和 Warner都算是最早一批開始書寫及探究酷兒世界觀(queer worldview)的人, Berlant最著名的是對「樂觀主義」的批判,她置疑未來、希望、烏托邦等論述是如何宰制了新自由主義之下人們的慾望與危機感(參見《殘酷的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 2011))。

 

Warner則以挑戰「何謂正常」聞名,後來援用Nancy Fraser的「公共理論」,反思親密感、性、隱私之間的動態關係(參見《正常的麻煩》(The Trouble with Normal, 1999);《公共及抵抗式公共》(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 2002))。

 

正文:

 

究竟「酷兒理論」是什麼、不是什麼?在今天華語語系下的「同志」文本、同志運動、同志研究中,似乎也引發很多爭議(包括運動倫理、論述策略、認同需求、汙名反轉等)──事實上,就是很多人在說、能說,卻沒達成什麼共識;然而沒共識,卻反而可能是酷兒理論的初衷。

 

從Lauren Berlant(芝加哥大學教授)和Michael Warner(耶魯大學教授)合寫的這篇〈 酷兒理論教我們幹嘛?〉(“What Does Queer Theory Teach Us about X?”, PMLA (1995), 110:3, 343-349)來看,似乎「酷兒」最不需要的就是硬生出一個宏觀的、經驗的理論來理解,而是要追求具備許多細瑣、片段、局部的實踐,嘗試建構一幅道不盡、理更亂的酷兒圖景。

 

要說這幅參差不齊的景觀是完全學院派的、不接地氣的,又好像不全然如此;硬說它是大眾的、流行的、淺顯的,又當然不可能──它「是」也「不是」、「這個」或「那個」;而更麻煩的是還得先定義什麼是「是/不是」以及「這個/那個」。

 

因此,說它是「一個」理論,倒不如說是眾多且相異的角度,來觀察或想像「酷兒」(及各類型怪胎或變態)的思考與研究的取徑,以及他們與社會之間的關聯及割裂。以下是這篇文章的摘譯,其中有許多回應,放在今時今地來看,似乎還是有些啟發性。

 

當年暴火的酷兒理論

 

學界中發展出的新字詞,通常都不太會直接流行起來,就像八卦一樣。需要一小段時間,才會有越來越多人想知道真實的故事是什麼。當一份期刊想搞專號或編輯評論時,大多是為了回應這種需求。這也是Lauren Berlant和Michael Warner被找來寫這篇文章的原因──說明什麼是酷兒理論。

 

當時(1995年)「酷兒理論」(queer theory)這個詞被發明出來還不到五年,已經在學術圈中刮起旋風,許多後設評論(meta-commentary)陸續出版,簡直就像一個巨大的虛擬產業,涵蓋期刊專號、專欄、書評、專業詞條等等。為什麼人們會覺得有需要去介紹、剖析和理論化,這個甚至不知道到底算不算已經存在的「東西」呢?

 

酷兒作品的密集,無法用數量來衡量,而是感受問題。「酷兒很性感!」(Queer is hot.)──大部分寫酷兒評論的人都還只是研究生,而酷兒理論與研究生的連結,使它成為一項值得被羨慕、被討厭、被質疑的對象。但就像很多時候,讓某些人對其他人反感的事物,都好像很性感。

 

除了出現在許多藝術作品和報章雜誌外,近幾年(指寫作時的1995年前後的美國)也出現了很多酷兒批評,試圖嚴格地處理理論性的問題,大多是採取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的方法。但屬於「酷兒理論」的「酷兒」是自1990年後,因為愛滋問題與當時同志運動的策略才出現的。

 

對Berlant和Warner來說,他們這篇梳理並非要定義、純化和淨化酷兒評論,也沒有要贊同或否定任何人的主張「算不算酷兒」。他們所希望的,是提升這股批判浪潮的思想嚴謹性,避免把酷兒理論簡化成一種專門研究(specialty)或一個後設理論(metatheory)。然而,他們也想要回應一些武斷的斷言。

 

除了出現在許多藝術作品和報章雜誌外,近幾年(指寫作時的1995年前後的美國)也出現了很多酷兒批評,試圖嚴格地處理理論性的問題,大多是採取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的方法。但屬於「酷兒理論」的「酷兒」是自1990年後,因為愛滋問題與當時同志運動的策略才出現的。(資料圖片)

酷兒理論不只是學術

 

酷兒理論並非只是學術意義上的政治──也就是死的、沒用的政治。誠然,萬事起頭難,但因為任何可能被稱作酷兒理論的東西,都基進地試圖改變這個世界,而任何試圖要總結其工作的,都可能徒勞且偏頗,甚至有點暴力。

 

為酷兒理論寫評論無法像百科全書那樣清晰地陳列資訊,因為酷兒理論並非任何東西「的」理論。或許能這麼說,這篇文章是希望可以創造「複數的公共」(publics)──可以持續且開放地提供性與親密的公共;可以理解其自身優勢與困境差異的公共;得以用來生活、記憶,且被渴望、追求的公共。

 

這裡,所謂「複數的公共」,並不是指自我認同為酷兒的一群人,也不是用「酷兒」(queer)來作為LGBT的包裹式名稱。酷兒的複數公共,使不同時間點上對於參與性(membership)的不同理解成為可能,而這種參與性是基於一種想望,而不是一種身份認同或一段特定歷史的表達——透過各種形式的媒介與呈現,文化中有許多不確定性與無法預測性被因此允許。

 

事實上,酷兒批評通常在繁複的文本中,面臨許多風險、野心和糾結,因為光是「酷兒」這個詞,就包含了各種可能性──諸如研討會中想像實驗的來源、普通夜店的日常、官方政策公共中不被理解的雜音、晚宴上令人崩潰的失禮行徑等等。

 

酷兒的複數公共,使不同時間點上對於參與性(membership)的不同理解成為可能,而這種參與性是基於一種想望,而不是一種身份認同或一段特定歷史的表達——透過各種形式的媒介與呈現,文化中有許多不確定性與無法預測性被因此允許。(資料圖片)

參差不齊的酷兒理論

 

「酷兒理論」的標籤,讓酷兒及非酷兒讀者忘記了這些「酷兒」原有之差異,誤以為酷兒性(queerness)可以在某種脈絡(理論)中擁有穩定的參照內涵和實用力量;然而,酷兒理論與實踐是源於許多不同的位置、處在不同的社會關係當中的。

 

這些位置通常是偏狹且在地的──就像點綴真實政治或思想作品的小裝飾一樣──幾乎沒有特定作品可以視為酷兒理論的轉喻(metonym),而「酷兒」對於理論而言,原本包含了多元的文本,以一種歪讀的方式實踐「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

 

舉例來說,在文化研究領域中,酷兒批判引發了一連串對官方政策公共(official policy public)與媒體公共(media public)之間之關係的反思。在大眾媒體上、在各類文本中、在各種論述環境裡的酷兒評論,會在美國社會及其文化逐漸盲從迷戀「正常」(the normal)等論述時崛起,並非意外。

 

兩個主要政黨的領袖都透過規範力量,共構了一個夢幻化的主流社會,而全國性的同志組織也順從著這個潮流,主張同性戀應該被當作隔壁鄰居一樣──符合主流社會的價值觀,人生的終極渴望也是婚姻、加入軍隊報效國家,以及被保護好好的家庭生活(domesticity)。

不禮貌政治的必要性

 

愛滋運動的發展,迫使全國社會面對酷兒的怪異問題。愛滋讓所有直面它的人知道,論述的力量攸關生死;讓我們發現,在公或私領域中,無法為憤怒、哀悼、慾望發聲的嚴重性;讓我們瞭解,不同的參照框架(像是科學、宗教、新聞、一般人的恐同論調)是彼此相互競爭的,而其斷裂又是如此致命的。

 

愛滋也教會我們,不要自以為擁有一個群體的、支持的社會環境。愛滋問題也突顯出「專家修辭」是如何限制了知識的傳播,最終正當化專家政治對人命的安排。最後,愛滋還告訴我們,令人不舒服但直言不諱地談論錢和性是多麼重要的事,因為長久以來,委婉且間接的修辭創造了多少傷害。

 

努力表達關於性的實踐跟慾望,是為了模糊特定身份認同的分類。就像參與愛滋運動的人,大都是被性行為或「風險」(risk)所定義,而非特定身份認同,所以酷兒之間的疆界反而是不連續的。

 

在謹記現代社會的「異性戀/同性戀」二分法時,酷兒論述企圖更全面地關照「性規範」(normativities of sex)背後的權力關係;而這也鼓勵了許多關於「變態」(perverse)及「正常」的反思。在這個脈絡中,酷兒批判不必然比原本的女同志、男同志研究來的更好或更包容──它們擁有許多重疊,但各自不同目標,而因此有不同地潛在對話對象及其公共。

 

在謹記現代社會的「異性戀/同性戀」二分法時,酷兒論述企圖更全面地關照「性規範」(normativities of sex)背後的權力關係;而這也鼓勵了許多關於「變態」(perverse)及「正常」的反思。在這個脈絡中,酷兒批判不必然比原本的女同志、男同志研究來的更好或更包容──它們擁有許多重疊,但各自不同目標,而因此有不同地潛在對話對象及其公共。(資料圖片)

是不是在耍酷又如何

 

誠然,如今有許多主流媒體、高度資本化的空間正在發展、培養一種「酷兒語言」(language of queerness)。尤其在青少年文化中,允許人們成為或談論酷兒(關於性的古怪事物),而不必然要同化成人們熟悉的弱勢身份(比如同志)。

 

在這些「複數的公共」中,酷兒的怪異性彷彿不再由酷兒組成。大部分這類型的公共,是透過其內在原則及相當物質條件,以達成其他目的。以青少年文化為例,使酷兒「怪異性」得以被想像的過程,剛巧呈現了資本的內在矛盾:透過交換取得、透過消費生產。

 

在這個情況下,在大眾青年文化中談論酷兒的身份認同,更像是一直奢侈文化的展現;因此會有人批評,這樣不過只是消費主義(consumerism)的發展,而因此認為所有的酷兒議題都不過只是關乎「生活方式」(lifestyle)的瑣碎小事。但就算這個觀感是對的好了,難道生活方式真的與暴力和社會發展完全無關嗎?

 

不同政治經常在競爭誰的議題更嚴肅且更重要,而狹義定義下的暴力、需求、利益都應該受限。在偏狹又交互參照的複數公共中,酷兒文化的存在是不均等的,也沒有任何特定現象足以概況酷兒政治──既非全然抽象的文本,如拉岡精神分析理論中的「象徵界」(the Symbolic);也不是完全具體的文本,如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等街頭抗爭。

 

酷兒理論的研究課題

 

這樣的特殊性,透過學術界的引用,創造出屬於酷兒(理論)的虛擬世界(virtual world)。在90年代時,這個世界(指美國)曾經認真看待酷兒問題;但這短暫的嚴肅性,卻不因此等於酷兒理論曾在任何領域中取得主導地位。

 

在學術的公共裡,有許多空間是容不下任何酷兒研究的,也經常會聽見有人憂心酷兒研究在推廣一種危險且愚蠢的課題。然而,絕大部分,酷兒批判是在探究性相(sexuality)的政治環境;它認為親密的性實踐和情動(affect)不只關乎家庭、浪漫愛情、友誼,亦關乎治理政策與日常生活的公共世界。

 

對酷兒而言,這些並非可以分別處理的問題,因為酷兒批判是在挑戰「隱私/私密性」(privacy)的要件──讓羞恥跟「暗櫃」再也不只是獨立的禁閉空間,而是共同的文化結構問題;讓通俗的表演不再因為暗語、黑話(tacit codes)的「辯才有礙」而不被認可或不被在乎;讓攪動嚴肅性及明確性等問題,也不再受制於異性戀文化中的隱形規範所困擾。

 

說穿了,酷兒評論就是為了要挖掘並展現出性相的文化生產(cultural production of sexuality)及感受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 of 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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