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06.09.2017

酷兒理論到底要幹嘛、能幹嘛、該幹嘛?(下)

作者:李柏翰

【譯者按】

 

在台灣,「酷兒」一詞是1987年解嚴後伴隨各類社會運動的迸發而被引進。然而在美國,「反認同」酷兒式的批判、論述與想像卻是基於幾十年來的運動基礎。事實上,“queer”曾被譯為同志、酷兒,甚至怪胎,但通常我們認為酷兒比「同志」更強調差異,比「怪胎」更具挑釁效果,因而更常被使用。

 

在《酷兒理論到底要幹嘛、能幹嘛、該幹嘛?》的上篇中,我們回顧了1995年Berlant與Warner對酷兒理論的梳理,在下篇中,我們將再看看二十年後Judith Butler對其規範與倫理的反詰與關照。這些觀點不管遭遇了何種挪用、誤讀、或是修正、批評、乃至混雜、增生──都能相互參照,都值得讀者回顧並反省我們所處的生活與政治環境。

 

酷兒理論到底要幹嘛

 

有很多酷兒研究似乎對「創造公共」這件事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很多批判的聲音也直接把情慾(the erotic)等同於政治(the political),主張權力能透過「象徵系統」(Symbolic order)被主體內化、吸收——因而,酷兒性(queerness)變成一個認同問題。也有很多酷兒研究直接把文化政治等同於政治本身,以「性相」(sexsuality)為中心來連結其他形式的暴力與壓迫——諸如剝削、種族主義、女性主體或民族文化等。

 

為何這些不同類型的批評能合在一起,從而使酷兒理論成為可能呢?或許是出於一種創造文本的慾望?然而,不管是理論上或政治上,要讓這些文本彼此產生連結並不容易。何況,大多這樣出於酷兒(怪異)企圖的研究,可能看起來很局部;同時又看似很綜合,能作為更廣泛、更長期的社會轉型的一部分。

 

對酷兒學者來說,學界之外幾乎不存在什麼酷兒的知識「公共」,而這也成了一股壓力。主流媒體、全國性的同志媒體往往不太在乎或甚至討厭酷兒理論。而在學術圈中,通常也會有人不懷好意地質疑酷兒理論的政治實用性。這些質疑往往透過其想像中的組成群體(imagined constituency)所得出的「同志」研究模型,來反對(沒有組織的)酷兒理論。

 

在這個情況下,酷兒批判正好滿足了這些人所恐懼的:以多元的觀點及資料,來挑戰優勢地位(privilege)和渾然不覺(unself-consciousness)共構的舒適圈。很多理論的提出有其政治性需求。而酷兒學者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往往便是:酷兒理論到底可以教我們什麼?

 

酷兒批判正好滿足了這些人所恐懼的:以多元的觀點及資料,來挑戰優勢地位(privilege)和渾然不覺(unself-consciousness)共構的舒適圈。很多理論的提出有其政治性需求。而酷兒學者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往往便是:酷兒理論到底可以教我們什麼?(資料圖片)

酷兒理論幹嘛不回答

 

「到底酷兒理論教我們『幹嘛』?」當一項新事物出現,人們就想問它是拿來解決什麼問題的、怎麼解決?當它被稱為「理論」時,人們就預期它能提供一套完整的論述;而當這個理論說要處理酷兒的怪異性(queerness)時,人們就希望它能解釋什麼是酷兒生活(queer life)?人們想明白從「酷兒」觀點出發看事情時,可能的代價、風險與謀略是什麼?這些問題既是挑戰也是希望,但很難回答。

 

在與國家關係較深遠且密切的學科中——諸如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等——那個「要幹嘛」的問題可能很常見,因為它們已藉由回應並鼓勵「實用性」的問題而獲得許多補助及權威。

 

酷兒理論的出身,本來就是國家最不熟悉的學科(文史哲學、文化研究等),而且其理論通常導致無解——而非解決——的結論。然而,酷兒理論無法系統化地理解世界,並不代表其與現實世界無關;而是因為酷兒理論拒絕成為一個將暴力簡化成通常狀態、行政疏失及弱勢群體選票等問題的機器。

 

但也有時候,那個關於「能幹嘛」的問題,並不是一般的政治問題,更攸關個人生死存亡、生活好壞的問題——它可以傳統的像是教育學(pedagogy)一樣,涉及身份、認同和主體形構的問題;也可以基進如對於此時此地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想像。

酷兒理論的說與不說

 

因此,酷兒理論的寫作涉及一連串的實驗,企圖搶佔學術舞台,並提醒人們,這個學術舞台前後所操演的禮節和禮數,都在維繫著看不見的異性戀正典(invisible heteronormativity),滲進了所有知識生產過程及其衍生的職涯當中。

 

事實上,除了歷史意識及對「現在主義」(presentism)的抵抗外,酷兒分析也豐富了許多領域:認知、接受和理解(世界)的文化面向;言明及暗喻之間的關係;被承認主體及被否認主體之間的關係;生平傳記的使用與濫用;封閉情節的代價和重啟次要情節的愉悅;社群內、私底下的故事、知識、黑話、俗語;發聲的策略及謀略;文藻堆砌與委婉推諉;八卦、笑話、幽默、反諷的政治意義;讀者對文本與論述的認同感及其他連結性。

 

這不代表我們接受「無禮」與否。不過「無禮」之允許(indecorum),有時的確能賦予被賤斥的主體若干尊嚴;它有時也能改變學術公共本身──微開原本緊閉的大門。酷兒理論除了嘗試新的教學實驗和實踐,它也象徵了批評、批判文化,在對象上、實踐上的轉變。不過,說到底,「酷兒理論是要教我們『幹』(sex)」。

 

酷兒理論除了嘗試新的教學實驗和實踐,它也象徵了批評、批判文化,在對象上、實踐上的轉變。不過,說到底,「酷兒理論是要教我們『幹』(sex)」。(資料圖片)

理論與「研究」的斷裂

 

距離〈 酷兒理論教我們幹嘛?〉一文發表近二十年後,Sara Ahmed在2014年對Judith Butler的訪問中(Sexualities (2016), 19(4), 482-492)回顧了後者對酷兒研究的深刻影響——Butler的《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1990年初版)這本書甚至被認為形塑了整個酷兒思潮的典範。當時,Butler的回應大致如下:

 

我記得「酷兒研究」(Queer Studies)最初是崛起於1990年代,是某類型酷兒學者為了與酷兒理論作區隔而催生的。部分是出於社會科學的研究,部分是認為他們的研究更具有重要的經驗和歷史參照,可以對抗「抽象」的酷兒理論霸權。

 

但讓我猶豫的是,這些人覺得酷兒研究應該包含多元形式的知識,因此稀薄且出世的文學理論,無法跟那些歷史學、地理學、公共政策、流行文化、經濟學、科學研究、科學史等領域中的酷兒學者對話。

 

雖然我能理解這是為了滿足更廣泛的知識建構需求,但「做理論」(do theory)這件事被當成「問題」還是挺讓人沮喪的。當然,還是有人繼續在做理論,而理論應該被理解為用新的方式解釋現存的世界,或提供新世界的想像。

迷失方向的酷兒理論

 

Butler對於「酷兒研究」的出現反而加強了「酷兒認同」(queer identities)的現象感到困惑,尤其在歐洲。現在人們會說「我是酷兒」,但當酷兒理論1990年代最初開始發展的時候,幾乎每個人都認為「酷兒」不該是個「身份(認同)」,而應該是指稱一種無法泛指或難以預測的性/別生活(sexual/gendered life)。

 

很多時候,在制度和結構裡,人們對承認、認可的需求是重要的,建立特定的身份是達成這個目的的一種方式。但既然大多酷兒理論學者都反對身份的約束——包括對身份的需求及賦予——那麼這個發展就令人挺意外的了。於是,我必須反問自己:為什麼我們不應為「酷兒」這個詞的發展轉向感到震驚?

 

「酷兒」已經推廣地既深且遠,誰知道它再來又會變什麼樣?如果「酷兒」曾試圖給予所有無法輕易被歸類的、不符常規的性別及各式各樣的性相一個概括用語,那它現在顯然捲入了一個自身理論的矛盾與爭戰。

 

酷兒理論面臨的難題

 

一直以來,對於早期酷兒理論的批評都很有說服力,諸如未考慮到跨性別的生命經驗、基於中產白人的性的想像、受限於美國本土的理解等等,這些觀點的加入都是為了突破酷兒理論各種排他效應的侷限(exclusionary limits),以民主化酷兒的潛力,也包括在愛滋區域政治裡的運用(如非洲)、對抗反移民國家主義跟種族主義的動員(如歐洲)、與後殖民思潮之間的互動(如拉丁美洲)等。

 

總的來說,最強大的批判還是來自於變性者和雙性人的置疑。對他們來說,「酷兒」一點幫助也沒有,甚至可能有害於他們的運動,因此需要深究其原因。若「酷兒」代表性別及性相「不固定」(unfixed)的人,那麼對於那些需要且渴望在二元框架中擁有明確性別分類的人,酷兒運動又能給予什麼空間?

 

換言之,對那些需要某種明確的性別認定,以求生活容易並由此擺脫社會邊緣化的人,酷兒理論又存在多少空間?又或,許多擁有雙性狀態(intersexed conditions)的人只希望能安身於性別二元系統中,而不願被浪漫化成「超越分類」的存在,對此,酷兒理論又該如何看待?誠然,這些群體內部有其論辯,但「酷兒」的擁護者也需要面對這個問題:倘若有些人真的非常想要一個明確的名字和性別,也努力承認他們爭取該名字與性別的權利。

 

這是關於如何使生活「可活」(liveable)的基本問題,也是關於自主性(autonomy)的問題——這並非個人主義的概念化,而是種社會現象:我如何理解並命名我自己?對我而言,便是我如何在法律或醫學系統中自我定位?我希望能以特定的性別(或在某個穩定的性別分類中)活著的慾望,在多大程度上能被那些自稱是「盟友」的人所接受並尊重?這些都是需要再被反思的問題。

 

這是關於如何使生活「可活」(liveable)的基本問題,也是關於自主性(autonomy)的問題——這並非個人主義的概念化,而是種社會現象(資料圖片)

後話

 

對照Sara Ahmed對Judith Butler的訪談,我們可以發現,眾人對酷兒理論、實踐、生活一直都有推陳出新的期許與想望,唯一沒變的問題是──要怎麼針對各種「理所當然」繼續關照、叛逆、躁動和抗爭下去?顯然,如何翻攪、挑戰和更新酷兒理論自身,也是酷兒知識份子與社運人士該關注的問題,而不讓它真的成了「死的、沒用的政治」。

 

對此感興趣的讀者,我推薦大家看看David Eng(任職於賓州大學)、Judith Halberstam(任職於南加州大學)及José Muñoz(前紐約大學教授)合寫一篇《現在的酷兒研究哪裡酷了?》(’What's Queer about Queer Studies Now?’, Social Text (2005), 23:3-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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