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04.10.2017

哲學植物的前世今生(上):廢墟瓦礫中的孱弱之思

孱弱之思

 

在歷代哲學大師的筆下,植物從來都未佔據一個顯要的位置。盧梭的《植物學通信》本是他寫給4歲的小表妹的科普著作,沒人會稱其為代表性著作。而王陽明也恰好是在庭前默坐之際偶然窺見了面前的修竹,似乎也沒有誰會由此論證植物與他的心學體系有何本質性關聯。在西方哲學史上的那些皇皇巨著之中,植物總是偶爾閃現,或作為生動的例證,或作為典型的隱喻,即便有時能夠激發、推進思想,但此種暫時性的功效始終不會是至關重要的。甚至如亞里士多德這樣具有實證精神的哲學大師,也只是在其卷帙浩繁的動物學研究之中為植物留下了幾個零星的毫不起眼的段落而已。

 

或許正是因此,當邁克爾•馬爾德(Michael Marder)近年連續出版了3部重量級的植物哲學專著之後〔分別是《植物之思》(Plant-Thinking: A Philosophy of Vegetal Life),2013;《哲學植物》(The PhilosophersPlant),2014;以及與法國女性主義哲學家露西‧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合作的《經由植物之存在:兩個哲學的視角》(Through Vegetal Being: wo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2016〕,西方思想界似乎終於從此種根深蒂固的對植物的「遺忘」狀態之中幡然醒悟。以至於意大利當代著名哲學家詹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亦欣然為其作序,明確地將此種「醒悟」與他孜孜以求的「孱弱之思」(weak thought)密切關聯在一起。

 

孱弱之思,正是要區別於傳統西方形上學的強力形態,後者以邏各斯中心主義為主旨,為萬物立法,為萬民立命,最終意在建構一幅宏大終極的宇宙圖景。在這樣一座「強力之思」的恢弘宮殿之中,幽微寧謐的植物確乎只能淪為點綴和裝飾,無法堂而皇之地登上思想的聖殿。然而,當年代更替,命運流轉,這些昔日的大廈早已土崩瓦解之際,以另一種不可遏制之力蔓生於廢墟瓦礫之間的卻恰恰是那些看似「孱弱」的花草林木。孱弱之思,正是在西方形上學陷入僵局之際重新激發潛能的關鍵路徑。往昔的哲學家們總像是篳路藍縷的登山者,歷經一番自下至上的艱辛歷程最終實現了從感性到理性、從塵世到天國的心靈轉變。而與此相對,孱弱之思者則更像是穿行於「林間路」的漫遊者,他們樂於一路與植物相伴。登山者體會著俯瞰全景的豪邁之情,而漫遊者則更能探入幽微,品味細節。

 

但此種從「垂直」到「水平」的維度轉變並非僅僅是如米歇爾•德•塞陶在《日常生活實踐》第1卷中所著重論述的「空間實踐」方式的轉換,而更是清晰呈現出一種思想模式的根本變革。從生成—強力(becoming-strong)到生成—孱弱(becoming-weak),植物顯然是極為關鍵的契機。

 

也正是因此,在欣然步入西方哲學家們的園圃之先,尚需對馬爾德的「植物之思」(plant-thinking)這個別緻的提法稍加解說。詹尼•瓦蒂莫概括得精妙,真正的植物之思並非單純是「關於」或「對於」(of)植物的思考(thinking of the plant),而更應該是「朝向」或「面對」(for)植物之思索。借用馬爾德自己的說法,「of」與「for」的區分正是植物哲學(the philosophy of botany)與哲學植物(the botany of philosophy)之分:前者帶著既有的思想形態去研究植物,而後者則將植物之生命融于思想本身的形態與發展運動之中。

當然有人會質疑此種詮釋的合理性。在柏拉圖的哲學體系中,最高的理念不是每每被比作普照萬物的太陽嗎?既然如此,遮去了陽光,進而將可朽的人類置於陰影之下的巨樹難道不恰恰是罪魁禍首?(VCG圖片)

知識之樹

 

一談到西方哲學中最為聞名的樹之形象,讀者肯定首先會想到笛卡兒的「知識之樹」,它的根基是哲學,樹幹是物理學,而其他種種應用科學則是由樹幹進一步伸展開去的枝丫。但其實笛卡兒的這棵枝繁葉茂的大樹已經是近代哲學變革的產物,它發自同一根基,並隨後衍生出根—乾—枝的統一體系。在這裡,哲學與科學雖然有著主次之別,源脈之分,但二者之間並沒有根本的斷裂,而是共同勾勒出整體連貫的世界圖景。

 

不過,如若我們追溯到西方哲學的源頭古希臘,樹之形象的初次登場可謂截然不同。據馬爾德的細緻考證,這第一幕的場景正是發生於柏拉圖的經典對話之中。其中的核心形象則是那株形態偉岸的「高梧桐樹」(a tall plane tree)。這個典故出自《斐德若篇》(Phaedrus),作為哲學對話開場之際的重要佈景:「這棵榆樹真高大,還有一棵貞椒,枝葉蔥蔥,下面真陰涼,而且花開得正盛,香得很。」這裡值得注意的,除了樹之名(Platanos)與哲學家之名(Plato)之間或許並非巧合的近似之外,正是「高大」的樹與「下面」的草坪之間的對照性描繪。馬爾德在這裡讀出了柏拉圖哲學中所典型的感覺世界/理念世界之間的區分:作為有限的人類,或許唯有在低處的草坪上方能舒適愜意地落座攀談,但不要忘記,為我們提供終極蔭蔽的恰是那高高在上的遮天蔽日的華蓋。

 

當然有人會質疑此種詮釋的合理性。在柏拉圖的哲學體系中,最高的理念不是每每被比作普照萬物的太陽嗎?既然如此,遮去了陽光,進而將可朽的人類置於陰影之下的巨樹難道不恰恰是罪魁禍首?然而,即便此種質疑在這裡頗有理據,但樹之形象在柏拉圖對話中的另一處更為關鍵的出場則顯然體現出更強的哲學意味。那正是《蒂邁歐篇》(Timaeus)中那段關於天國之樹與人間之樹的著名論述:「靈魂的最高級部分乃是神給予人作為指導者。它居住在我們身體的頂部,把我們的視野從地上提升而向著天體的無限性。它好像一棵根不在地上而在天上的樹。」而人恰好是這兩種正相對反的樹之形象的悖論性合體。作為有限的、可朽的肉身,我們牢牢扎根於大地,與林林總總的植物一樣,自下向上生長;但作為具有無限的超越本性的靈魂,我們則恰恰是倒生的,因為根基(頭部)只有從至高的理念世界方能吸取最終的養分。

 

此種高下之間的鮮明等級以及兩種樹形的詭異鏡像,在更具實證精神的亞里士多德那裡多少遭到否棄。後者顯然更偏愛麥子(wheat)而非大樹。在馬爾德看來,如果說柏拉圖的天國之樹倒懸在空中,僅依靠精神的養分存活;那麼,亞里士多德的麥子則更是來自大地的饋贈,因而與人類的生存和勞作息息相通。但除了哲學氣質上的區別之外,亞里士多德鐘情於麥子還主要是基於他自己的哲學原理。他將自己的哲學稱為「形而上學」(meta-physics),即元—物理學,因而探究萬物存在變化之終極「原因」就自然成為哲學思索的最終指向。就此而言,麥子就似乎是一個相當完美的考察對象,它不僅包含著從種子向果實的生長發育過程,而且在隨後的從果實向糧食的轉化過程中,更是體現出人類因素的介入。可以說,在亞里士多德的植物之思中,可見之「形」已非關注之焦點,潛在之「動」進一步成為重中之重。在麥子從潛在(potential)向現實(actual)的運動過程之中,哲學家得以細緻地考察各種「原因」的複雜的作用方式。「我們說 赫爾墨斯(Hermes,藝神)是在大理石中,或說半線是在全線中,還沒有成熟的顆粒也說這是谷(sitos)。」《形而上學》中的這段話(1017b5)顯然明確肯定了「動」對於「形」的優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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