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12.02.2018

混雜主體:雙重去中心視野下的後人類丨曹家榮

隨著《攻殼機動隊》真人版、《銀翼殺手2049》等電影於去年上映,關於賽伯格、人工智慧相關科技發展將會對人類社會造成什麼影響的討論,又成了注目的焦點。如果將AlphaGO、Sophia也算進來的話,要說2017年是什麼賽伯格或是人工智慧、機器人元年,恐怕也不算太過分。

不過對我而言,真要說這些科幻電影或科技發展的成果意味著什麼,我想更根本的應該還是,關於「後人類」的思考再度顯露其重要性。先不論「後人類」可能仍是個相對陌生的概念,我的意思是,這些科幻電影與科技發展在預示未來的同時,也讓人們開始反過來思考過去與當下,思考「人」自身到底是什麼?以及,「人」之後又將會是什麼?

 

「後人類」,起始

 

我用了「再度」這個詞,說明這樣的反思絕不是新鮮事。例如,法國哲學家Michel Serres於2012年出版、至今已銷售超過25萬冊的小書《拇指姑娘》(2017年繁體中譯本出版),書中提及了那種將大腦捧在手上的拇指世代;或者以色列歷史學家Yuval Noah Harari的暢銷書《人類大命運:從智人到神人》(同樣於2017年翻譯成中文,或譯《未來簡史》)中數據主義觀點下的人類演化。這些都是對於「人」之後將會是什麼的探索。

法國哲學家Michel Serres於2012年出版的小書《拇指姑娘》(網絡圖片)

法國哲學家Michel Serres於2012年出版的小書《拇指姑娘》(網絡圖片)

不過,認真說起來,「後人類」議題的浮現大約是在1990年前後。美國科技與社會研究學者(同時也是重要的女性主義學者)Donna Haraway在1985年提出的〈賽伯格宣言〉,將誕生於冷戰時期軍備競賽的「賽伯格」挪移進批判理論的場域,進而開啟了對於「大寫之人」(也就是傳統自由人文主義主體)的挑戰,使得對於「界線」的思考成了賽伯格這隱喻概念的核心。換言之,重點不在於人與機器之間是否真的能夠接合,而是在賽伯格這種人機混和的形象中,在人與非人界線的崩潰、模糊中,持續探索著另一種生存的可能。

 

因此,我們也可以說,關於「後人類」的討論實際上也就是不斷地在探問:我們如何可能不再是「人」?這裡的「人」乃是傳統自由人文主義主體,那個自啟蒙運動以降被視為普遍的人的理念,理性的、自主的主體。義大利哲學家、女性主義學者Rosi Braidotti在2013年出版的The Posthuman書中也指出,關於「後人類」的探問其實也是為了走出1970年代後反人文主義僵局的一種嘗試。換言之,用Braidotti自己的話說,後人類主義乃是在人文主義的傾頹上,嘗試尋找替代的可能性,而不再停留在關於人的危機的批判中。

 

那麼,這樣的「另類主體」到底可能會是什麼?倘若暫且擱置不同取徑的後人類主義探索,我認為我們可以從「雙重去中心化」的角度來理解一種可能的後人類主體形象。也就是說,作為傳統人文主義主體替代出路,後人類主體不僅僅需去除「人類中心主義」,更得跳出以「意識」為中心的個體化主體觀。藉由雙重去中心,我們才可能想像人如何可能如Haraway在《同伴物種宣言》(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中所說的,在平凡差異的前提下與其他物種相依共生。

 

雙重去中心,之一

 

首先,法國社會學家Bruno Latour在《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1993)中提出的「非現代」視野,不僅是對於現代性的批判,在其針對人與物的存有論反思中,也可以看到一種去除人類中心主義的嘗試。對於Latour來說,「現代」的謊言建立在人與物截然二分的主客二元論述之上,而非現代視野嘗試讓人們看見的,便是那被掩蓋、忽視但卻始終存在的中介過程,那些仍未「穩定」但卻切實存在的中介物可變的存有論樣態。換言之,不再有先驗給定的主體與客體二分之存有樣態,相反的,只有不斷在轉換、位移與行動的類主體與類客體。

 

雖然Braidotti在The Posthuman中批評如Latour這類科學與技術研究者,缺乏對於後人類主體的完整論述,但我認為非現代視野已可被視為是一個重要的開端。透過重置人與物的關係,非現代視野批判性地去除了人文主義主體的一個重要特徵,亦即「人」具優位性、中心性的存有論位階。換言之,藉由將人與物同等地視為網絡中的行動者,非現代視野否定了過去「人類中心」的想像。(類)客體也在行動,「人」不再是唯一的行動者、推動者、主宰者。

 

不過Braidotti的批評也不無道理。畢竟我們確實無法在Latour的非現代視野當中看清楚那個類主體的形象。這個問題要不是被懸擱了,便只能如Latour說的,循著那轉換位移的過程去探索。換言之,我們甚至可以說非現代視野僅僅是消極地去除了「人」的中心位階,沒有更積極地去回答:「主體(或類主體)將會是什麼」這個問題。因此,後人類主體需要透過再一次的「去中心」來顯露自身。

 

雙重去中心,之二

 

美國學者Katherine Hayles在其1999年出版的《我們何以成為後人類》(How We Became Posthuman)一書最末,提出了我認為可被視為另一去中心的可能。Hayles認為,不同於人文主義個體化主體的觀點,後人類主體乃是茁生於一種人與非人共同構成的分散式認知系統中。換言之,在此,去中心化意味的是,有別於過去人文主義將主體視為在身體、甚至意識之中,因而延伸出主客截然二分的對立,在Hayles所謂的分散式認知系統中,主體乃是在「身體之外」,或者更確切地說,主體浮現於由人與延伸其認知與行動之工具所組成的分散式系統中。

 

認知科學與哲學家Andy Clark所提出的「延伸心智論題」可以很好地闡述這種分散式認知系統。Clark曾說過「人是天生的賽伯格」,這句話恐怕比Hayles說「我們早已是後人類」還要激進。Clark主張,人的特殊性在於,其大腦能與非生物的工具建立起深度且複雜關係的那種開放性。他也認為,那種將心智與自我侷限在身體中的(人文主義)觀點,是一種誘人但站不住腳的幻象。而延伸心智論題要闡述的正是,實際上人的認知與行動乃是由大腦、身體與科技的複雜系統共同完成的。

 

Clark的討論中,舉了許多認知科學的實驗來說明延伸心智論題(可見於2008年出版的Supersizing the mind)。不過即便不透過實驗,Clark認為,一個簡單的算數動作都已顯露出人的認知與行動是由延伸的異質系統所完成。當你要計算一加一時,也許可以很快地在腦中算出答案。但對於多數人來說,若是要進行稍微複雜的運算(例如√346)時,往往需要透過紙筆將暫時的運算答案寫下,然後一步步完成運算。此時,完成算數這個認知行動的,實際上乃是你的大腦、持筆書寫的手、眼睛、作為「暫時資料儲存庫」的紙所構成的混雜系統。

 

更清楚地說,Clark拒絕下列這樣的觀點:必然存在一個核心的、獨攬認知與行動特權的「自我」。這樣的觀點深植於人文主義個體化主體的想像之中,也是「現代」所推崇的完美形象。然而,延伸心智論題主張,所謂的「自我」其實是各類「工具」持續變動的結合體,在其中沒有一個「自我所在」的核心,主體乃是茁生於異質元素的混雜、結合之中。

 

後人類,混雜主體

 

因此,綜合上述,我用「混雜主體」這個概念來指稱透過雙重去中心的角度看見的後人類主體。後人類主體之所以是混雜的,一方面,如我們在非現代視野中所見,它總是在異質的網絡中行動著,它既推動中介的轉換,也一次又一次地被捲入其中,從未自外於此,從未成為「例外」。另一方面,它自身的樣態也不斷地改變,在不同的(工具使用)脈絡中,茁生於不同元素的結合之中。或者用一種更簡潔的說法,混雜主體的存有樣態總是關係性的、過程性的,它不僅存在(being),更持續流變(becoming)。

 

最後,回到Braidotti所說的,對於後人類主體的探索也就是在思索「另類主體」的可能性。或者,以我自己更偏好的說法,如Haraway曾說過,我們是在問:該如何在現代的掌控欲望、科學客觀主義,以及對於自然的帝國主義支配之外,尋求另一種生存與全球化的可能?而在雙重去中心視野下的混雜主體,既不再是具優位性、「例外」的主宰,也不再是「獨立自主」的個體化主體,而是總是茁生於「關係」中、且持續流變的主體。唯有以這樣的角度反思認識自身,人才可能看見自己的有限性(不僅不具「絕對理性」,甚至不獨立自主)以及與其他物、物種之間的相互依存性。唯有認識到自身總是在這樣的關係中,人才可能更謙卑、謹慎地考量各種行動後果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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