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經時政
09.08.2017

劉禾:冷戰壁壘中的一場亞非文學翻譯運動

作者:盧南峰(整理)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亞非作家通過一場文學翻譯運動團結在一起,突破兩大陣營文化冷戰的壁壘,然而在後來的歷史中,這場翻譯運動卻被集體失憶症所遮蔽。2017年7月28日,在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主辦的「人文與社會研究工作坊」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終身人文講席教授、比較文學與社會研究所所長劉禾嘗試重新發掘這段塵封的歷史。

文化冷戰的世界圖景

 

文化冷戰中的「文化」,不僅是一種軟實力,而恰恰是冷戰政治的前沿,它代表著在文化層面上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冷戰是「偉大的翻譯運動」產生的基礎,所以有必要先勾勒文化冷戰的世界圖景。

 

在西方世界,美國的中情局和英國的軍情六處是站在文化冷戰背後的主要力量。今天的學者們已經知道,中情局資助了1950年成立的文化自由議會(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這是一個公開組織,是西方推行冷戰政策的「臉面」機構。1966年,文化自由議會的金主被《紐約時報》曝光,輿論譁然,這個組織更名為國際文化自由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Freedom),一直持續運作到1979年。

 

這裡面有幾個關鍵的人物,首先是眾所周知的冷戰規劃師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曾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後來在美國國務院任高級職位。查理斯·波倫(Charles E. Bohlen)是接替喬治·肯南的美國駐蘇聯大使,這兩人的俄語都很好。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也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的著作被廣泛譯介正是中情局文化冷戰的成果。尼古拉斯·納博科夫(Nicolas Nabokov),是著名的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洛麗塔》作者)的表弟,擔任文化自由議會的秘書長,他是出身俄國的作曲家,結識很多文化界名流,五六十年代在歐洲策劃了許多音樂會、文化節、藝術展。梅爾文·拉斯基(Melvin J. Lasky),是歐洲著名雜誌《Encounter》的主編,這份雜誌在他接手之後,專門面向東歐以及西歐的精英知識份子。劉禾的同事、著名的研究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大分裂之後》一書作者安德里亞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曾向她介紹,在他的成長時代,《Encounter》及其它推動的藝術和文學形式如何給戰後歐洲的一代人提供了養料。

文化冷戰中的「文化」,不僅是一種軟實力,而恰恰是冷戰政治的前沿,它代表著在文化層面上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冷戰是「偉大的翻譯運動」產生的基礎,所以有必要先勾勒文化冷戰的世界圖景。(VCG圖片)

中情局資助的現代主義藝術,最成功的是紐約畫派,即抽象表現主義畫派,它不僅打擊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化品味,而且打擊巴黎在藝術領域的統治地位。戰後巴黎衰弱,紐約藝術崛起,畫廊林立,諸如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等機構的繁榮,讓紐約取代巴黎成為藝術的「首都」。現代主義藝術、現代主義文學的興起並非自然而然的歷史結果,而是人為推動的。中情局對現代主義文學和藝術經典化的推動,譬如 T.S.艾略特等,可以說是功不可沒,至今主導著當今歐美英文系研究和教學使用的經典現代主義教材,而它當年排斥的左翼作家大都被人遺忘。

此外,中情局還資助了一大批文學刊物、文化刊物和叢書,比如奈及利亞的《Black Orpheus》,幾乎統治了非洲獨立後文化精英的品味,再如印度的《China Report》統治了印度人對於中國的了解,還有英國的《The China Quarterly》,後來轉為純粹的學術刊物,但當年也接受中情局的資助。文化自由議會資助的出版物名單還很長,羅列如下:巴黎出版拉丁美洲發行的《Cuadernos del Congreso por la Libertad de la Cultura》、英國的《Encounter》、墨西哥的《Examen》、奧地利的《Forum》、黎巴嫩的《Hiwar》、印尼的《Horison》、阿根廷的《Informes de China》、日本的《Jiyu》、瑞典的《Kulturkontakt》、英國的《Minerva》、德國的《Der Monat》、拉丁美洲的《Mundo Nuevo》、丹麥的《Perspektiv》、法國的《Preuves》、澳大利亞的《Quadrant》、印度的《Quest》、韓國的《Sasangge》、菲律賓的《Solidarity》、義大利的《Tempo Presente》、烏干達的《Transition Magazine》,等等。

 

已解密的絕密文件(Top Secret PPS No.23 on February 24, 1948, the State Department)揭示喬治·肯南如何勾畫戰後的冷戰世界秩序:「我們佔有世界財富的50%,卻只佔有人口的6.3%,這種不平等在我們和亞洲人民之間尤其尖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可避免成為嫉妒和不滿的對象。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真正的任務是設計一種關係模式,能夠讓我們保持這種不平等的狀態,同時不影響我們的國家安全。」劉禾說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回望美國如何長期地、有步驟地推行肯南的規劃,看來的確成績不菲的。假如我們不僅僅對比今天中美GDP增長速度,不糾纏於貿易逆差,不沉溺於企業家的所謂個人身價,而認真比較當今世界的財富分佈與人口的比例,那麼根據每年一度發佈權威「Allianz 全球財富報告」(Allianz Global Wealth Report),直到2015年,美國占世界人口大約 5%,但仍然持有44%的財富。劉禾說,這個結局和美國的戰後地緣政治佈局是密不可分的,而未來的世界和平依然維繫在這個比例的變化之中。

中情局資助的現代主義藝術,最成功的是紐約畫派,即抽象表現主義畫派,它不僅打擊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化品味,而且打擊巴黎在藝術領域的統治地位。(資料圖片)

肯南的遠東絕密規劃中不提對抗共產主義,不講意識形態,而是地道的地緣政治,講資源、講財富的分佈和國家安全。喬治·肯南接著談到,美國人不要和遠東討論那些含糊的、不切實際的目標,而要意識到,美國與遠東的主要關係是軍事和經濟,應該專注於那些能夠完全控制或信賴的地區,也就是將日本和菲律賓作為太平洋安全體系的基石。這是美國戰後出台的官方的對未來世界的規劃,這個規劃的目的是保證東方人民仍然在「嫉恨美國人民」,但不能因為嫉恨而跟美國打仗。喬治·肯南這裡主要的不滿是針對聯合國的,1948年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而喬治·肯南反對人權這種抽象的普遍主義原則。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ECOSOC)成立於1945年,在1946年組織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委員會,並於1948年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了這個道德宣言。《世界人權宣言》包括18個成員國,如果說之前人權是西方的概念,1948年以後就不是了。起草委員會中有幾個核心成員國,起草委員包括主席羅斯福夫人、副主席張彭春、黎巴嫩哲學家查理斯·哈比·馬利克(Charles Habib Malik)、加拿大法學理論家約翰·韓弗理(John P. Humphrey)、法國代表勒內·卡森(René Cassin)和菲律賓代表卡洛斯·羅慕洛(Carlos Romulo)。

 

其中馬利克和羅慕洛後來成為萬隆會議的關鍵人物。馬利克是愛德華·薩義德的舅父,在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學位,並出任黎巴嫩駐美大使。他本人出身於黎巴嫩基督教家庭,認為人權原則應該建立在阿奎那的基督教傳統之上,在起草委員會中與中國代表張彭春(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有諸多爭論。所以,此人雖然出身第三世界,卻是堅決捍衛西方的,他後來在巴以衝突裡面發揮著一些負面作用,至今仍是極具爭議的人物。

 

從絕密檔中,可以看到喬治·肯南認為聯合國的人權宣言是一個礙事的東西,但美國政府並沒有放棄滲透聯合國的人權工作,我們下面將會看到。

萬隆會議與亞非作家聯盟

 

萬隆會議沒有邀請美國,但在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主導下成立了「萬隆會議工作組」,用以滲透萬隆會議。美國國務卿向黎巴嫩和菲律賓施壓,要求查理斯·馬利克作為黎巴嫩代表,卡洛斯·羅慕洛作為菲律賓代表參加萬隆會議,讓他們去萬隆會議推廣人權原則。雖然喬治·肯南認為人權是空話,但既然第三世界人民喜歡說空話,就把人權原則輸出給他們。美國國務卿還滲透了包括日本、巴基斯坦在內的其他國家代表團。亞非人民當時面臨的是這樣一個文化冷戰推廣網路的封鎖。

 

1955年《萬隆會議公報》(《亞非會議最後公報》)由七項內容組成,亞非國家文化合作被放在第二項的顯要位置,而第三項就是人權與自決,人權寫進《公報》背後有一系列鬥爭。但今天的重點是文化聯合。

 

《萬隆會議公報》第二項強調:「在過去若干個世紀中,亞洲和非洲國家之間的文化接觸中斷了。亞非各國人民現在都懷著一種熱誠真摯的願望,在現代世界的範圍內恢復他們久遠的文化接觸和發展新的文化接觸。」 那麼如何重建因殖民歷史而中斷的文化合作呢?《公報》認為,努力應當導向:「(一)取得對於彼此國家的認識;(二)彼此文化交流;(三)交換情報。」由此形成了劉禾稱之為「萬隆會議人文主義」的精神,內涵是亞非作家聯合起來反對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促進亞非(以及拉丁美洲)文學和藝術發展,進行多邊的翻譯和出版。

 

1957年底到1958年初,亞非人民團結組織(The 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第一次會議在埃及開羅召開。1958年10月,第一屆亞非作家大會(The First Afro-Asian Writer’s Conference)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召開,中國派出了包括茅盾、丁玲、周揚在內的近二十人代表團參會。大會還成立了亞非作家永久辦公署,後來這個辦公署由於中蘇關係破裂而與中國分道揚鑣,這是後話。

 

塔什干會議後,亞非作家開始頻繁接觸,部分作家在戰前就有聯繫,但是是通過共產國際。迦納作家薩瑟蘭(Efua Theodora Sutherland)在演講中說:「這是人類被打散的靈魂重新聚合為一的一步。」「我們要尋找實際的途徑,加強我們的文化聯繫。有必要向我們的大陸提供我們最好的文學貢獻。我們有必要了解亞非作家的作品,與這些作品代表的更廣大世界保持聯繫,而這些迄今為止在我們的國家並沒有供應。」在此之前,亞非作家只能通過歐美為仲介了解彼此,是被「中斷」、「打散」的,加上中情局和軍情六處的文化冷戰推廣網路,嚴重阻礙了亞非作家之間的聯繫。那麼,他們是怎麼突破文化冷戰的壁壘的?

一場偉大的翻譯運動

 

1968年,《Lotus:Afro-Asian Writings》雜誌創刊,面向亞非國家以阿拉伯語、法語、英語三語發行,並設立頒發給亞非傑出詩人和作家的Lotus獎,獲獎作家包括奈及利亞的奇努阿·阿切貝(Chinua Achebe)、巴勒斯坦詩人達維什(Mahmoud Darwish)、塞內加爾的烏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ene)等人。這個獎沒有頒給過中國人,因為後來中蘇關係破裂後,蘇聯向他們靠近,中國與亞非作家聯盟的關係破裂了。

 

如今,奇努阿·阿切貝是奈及利亞乃至非洲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作為Anglophone(非英美的英語母語寫作)作家進入後殖民文學的經典,然而西方人大都不知道他曾獲Lotus獎——一個與後殖民文學完全不同的亞非文學譜系。此外,還有很多作家被納入後殖民文學體系,雖然這些作家最初都在亞非作家體系內首先被亞非作家所承認,後來才被西方發現。

 

在九十年代之前,Anglophone、Francophone(非法國的法語母語寫作)還未成型,而且它們至今仍處於英文系、法語系的邊緣。英法帝國在「二戰」後丟失了大量殖民地,卻試圖在英文系和法文系進行重組帝國,並且仍將前帝國殖民地文學放在體系的邊緣。例如《黑皮膚,白面具》的作者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就被歸入Francophone的序列。

 

我們利用Google Books對戰後出版物進行詞頻分析,在20世紀60年代盛極一時的“Afro-Asian writers”在冷戰結束後急劇下降,而“Anglophone writers”、“Francophone writers”迅速上升,越來越少人提起「亞非作家」。Anglophone、Francophone抹掉了亞非作家聯盟的那段歷史,20世紀偉大的翻譯運動開始遭遇集體失憶症。

 

在中國方面,塔什干會議後到1964年,中國譯介了大量亞非文學作品。1959年初,《譯文》改名為《世界文學》。以1963年第2期為例,《世界文學》就翻譯了奇努阿·阿切貝的1958年作品《瓦解》(Things Fall Apart)中的部分章節,在西方人完全不知道他的時候,中國已經開始譯介他的作品。1964年10月,《世界文學》出版了「非洲文學與美國黑人文學」特刊。據統計,1959-1962年期間,《世界文學》雜誌翻譯出版了380種亞非作家的詩文。不光是《世界文學》,當時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單行本的詩集,包括幾內亞、印尼、日本、朝鮮、黎巴嫩、蒙古、莫三比克、蘇丹、越南、安哥拉、摩洛哥、迦納等等。

 

除了文學作品,文學理論和批評也被譯介。例如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被翻譯到其他國家。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Pramoedya Ananta Toer)介紹、翻譯、出版魯迅、丁玲、茅盾等作家作品,曾多次訪問中國,被毛澤東的文藝理論說服,回國後開始「體驗生活」,認為沒有生活的作家什麼都寫不出來,並羡慕中國的作協體制。《想像的共同體》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語言和權力》(Language and Power)一書中寫道:「普拉姆迪亞教會了我如何將文學形式和政治想像力結合起來。」而這些是中國作家教給普拉姆迪亞的。

 

1962年,第二屆亞非作家大會印度代表團領導瑪律科·拉傑·阿南德(Mulk Raj Anand)說:「我們的文學和藝術,是創造新『人』的概念的武器——被壓制的、被剝削的、被侮辱的亞非人民起來,與其他人成為手足,享受自由、平等和正義,成為真正的人。」

在20世紀60年代盛極一時的“Afro-Asian writers”在冷戰結束後急劇下降,而“Anglophone writers”、“Francophone writers”迅速上升,越來越少人提起「亞非作家」。Anglophone、Francophone抹掉了亞非作家聯盟的那段歷史,20世紀偉大的翻譯運動開始遭遇集體失憶症。(VCG圖片)

 

最後,劉禾以弗朗茲·法農1961年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的話作結,法農說:

 

「為了歐洲,為了我們自己,也為了人類,同志們,我們必須翻開新的一頁。我們必須更新觀念,創造新人類。」

 

亞非文學的目標,不是模仿現實,也不是中情局推崇的現代主義品味,而是創造新人。就像20世紀50年代很多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所強調的,文學介入生活, 那時候文學的野心很大,目標不是成就大作家,而是創造新社會。怎樣創造新社會?那就是要創造新人。這不光是中國,也是「二戰」後第三世界作家的期望。世界是可以改變的,人也是可以改變的。

 

(本文經劉禾教授審訂)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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