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經時政
01.09.2017

「全球地行動,本土地思考」——齊澤克論特朗普與北朝鮮

作者:斯拉沃熱·齊澤克

翻譯:王立秋

美國與北朝鮮之間日益逼近的軍事衝突包含一個雙重的危險。儘管雙方肯定都是在虛張聲勢,不打算真的進行核武器交火。但是,政治修辭的功能永遠不僅限於純修辭本身,它總會失控。而且,正如許多評論家已經指出的那樣,這裡頭有一件事情很古怪,那就是特朗普決定和金正恩平起平坐。這就給遊戲帶來了更大的風險。這一事態的升級越來越像黑格爾所描述的,是兩個主體之間為了獲得對方的承認而進行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勝利者就是那個證明自己寧死也不屈的人。因此,在這場遊戲中,特朗普不經意間讓美國失去了超級大國的姿態。弱小的北朝鮮實施的戰略,對美國來說完全是荒謬可笑的——身為超級大國的美國,要對付朝鮮,做一個謹慎的嚴厲警告就夠了。

在這場遊戲中,特朗普不經意間讓美國失去了超級大國的姿態。(資料圖片)

為了更好地來理解現實,我們來看一看古巴導彈危機時的情景。時任美國國務院情報分析員的雷蒙德·加特霍夫((Raymond Garthoff))充分地表達了美國軍方對此次危機的看法:「如果說我們從這次經驗中學到了什麼的話,那就是,軟弱,即便只是表面上的軟弱,也會引來蘇聯的進犯;同時,堅定終將使蘇聯人放棄其輕率的舉動。」而蘇聯對此危機的感知則不同:對他們來說,結束那場危機的,不是武力的威脅。蘇聯領導人相信,危機之所以結束,是因為蘇聯和美國的官員意識到他們處在危機邊緣,並且意識到這場危機有可能毀滅全人類。他們這樣做並非為了一時的安全,他們擔心的也不僅僅是在古巴輸掉一場戰鬥。他們是害怕自己有能力來決定成百萬上千萬他人、甚至是文明本身的命運。正是這種雙方在危機最嚴重時都曾感覺到的恐懼,讓他們和平地解決了問題;危機頂點時,在赫魯曉夫與菲德爾·卡斯特羅著名的通信中,主要傳達的也正是這種恐懼。

 

在1962年10月26日的一封寫給赫魯曉夫的信中,卡斯特羅寫道「如果帝國主義者帶着佔領的目標入侵古巴的話,那麼,這個侵略政策對人類的威脅是如此巨大,以至於蘇聯此後決不會容許帝國主義者首先進行核打擊。/我告訴你這個,是因為我相信,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是極度危險的。如果他們真的違反道德和國際法,野蠻入侵古巴的話,在那時,我們就要通過完全合法的防禦行動來永遠消滅這個危險,不管這個方案是多麼地嚴酷和可怕,因為沒有別的辦法了。」

 

10月30日,赫魯曉夫給卡斯特羅回信說:「在你10月27日的電報中,你提議我們首先對敵人的領土發動核打擊。你當然意識到那會導致什麼:與其說是一次簡單的襲擊,不如說是一場熱核世界大戰的開端。/親愛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同志,儘管我理解你的動機,但我認為你的提議是不正確的。/我們經歷過核戰即將爆發的千鈞一髮的時刻。倘若真的那樣,美國顯然會承受巨大的損失,但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也一樣會蒙受巨大的損失。就古巴而言,即使用最粗略的語言,也很難說這對他們來說會意味着什麼。首先,古巴會被戰火焚燒。古巴人民無疑會英勇地戰鬥,或者說他們會像英雄一樣死去。但我們與帝國主義鬥爭為的不是死亡,而是利用我們所有可能的優勢,在這場鬥爭中損失的更少,贏得的更多,這樣我們才能戰勝敵人並取得共產主義的勝利。」

 

卡斯特羅(左)與赫魯曉夫(右) (資料圖片)

 

尼爾·基諾克的反戰論證充分總結了赫魯曉夫此番言論的本質。他作為工黨候選人參加英國大選時說:「我做好了為國犧牲的準備,但我還沒有做好讓我的國家因我滅亡的準備」。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蘇聯體制有「極權主義」的性質,但蘇聯領導人體會到的這份恐懼,比美國領導人更加明顯。所以,也許是時候給赫魯曉夫平反了,他,而非肯尼迪,才是古巴導彈危機中真正的英雄。在新興的新世界秩序中,我們越來越抽不出時間來進行這樣的思考。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新興的秩序,不再是福山想象的那種全球自由主義民主秩序;相反,在這種秩序中,多種不同的政治-神學生活方式脆弱地共存,反抗着平穩運行的全球資本主義。此過程之下流在於,它可以偽裝成一個反殖民鬥爭的過程:自由主義的西方不可以再把標準強加給他者了,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將得到平等的對待。難怪穆加貝會對特朗普的口號「美國優先!」表示同情——對你來說是「美國優先!」,對我來說則是「津巴布韋優先!」,對他們來說,則是「印度優先!」或「朝鮮優先!」……這就是英帝國,即第一個全球資本主義帝國的運作方式:每一個族群-宗教社群都被允許追求它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印度的印度教徒可以安全地燒死寡婦。而這些本土的「習俗」,既不會被批評為是野蠻人的行徑,也不會因其前現代的智慧而受到讚美,而只會被寬容。這是因為,真正重要的是,它們經濟上附屬於大英帝國。

 

如果說隱藏在冷戰之下的基本公理是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相互確保摧毀,另外“MAD”意為瘋狂,此處作者雙關諷刺——譯者注)的話,那麼,今天的反恐戰爭的公理則截然相反,是NUTS(“Nuclear Utilization Target Selection”,核能利用目標選擇,另外“NUTS”也有瘋狂的意思——譯者注),即通過外科手術式的打擊,一方可以摧毀敵人的核能力,同時又有反導彈護盾來保護自己不受到反擊。更確切地說,美國採取了一種差別戰略:它用MAD的邏輯處理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同時它又試圖對伊朗和北朝鮮踐行NUTS。MAD的矛盾之處在於,它把「自我實現的預言」,反轉為一種「自我拆台的意圖」:雙方都知道,若一方決定發動核打擊,那麼對方也會用完全的破壞力回擊,這個事實保障了各方都不會發動戰爭。而NUTS的邏輯則相反:若我方保證我們可以在不引起反擊的情況下進行打擊,那麼我們就可以強迫對方解除武裝。同一個超級大國同時動員這兩種直接矛盾的戰略,表明了這一邏輯的異想天開。2016年12月,這種矛盾達到了幾近於不可想象的,荒謬的極點:特朗普和普京都強調美俄新友好關係的可能性,同時又都斷言他們都要搞軍備競賽,彷彿超級大國之間的和平只可能通過一場新的冷戰來獲得……

 

特朗普和普京(資料圖片)

從他人面臨的存在威脅(和從自身統治的最壞結果)中獲益,這種類似於上述的變態的戰略,在北朝鮮(在一定程度上說,也包括古巴和委內瑞拉)這種新興的新國家社會主義中不斷起着作用。它把殘酷的黨治和最狂野的資本主義結合在一起。儘管國家政權牢牢掌握在執政黨手中,但國家卻不再有能力給人民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特別是食物。因此,它不得不容忍野蠻的地方資本主義。在北朝鮮就有成百上千個「自由」市場。在這些市場中,個體可以出售自家栽種的事物和從中國走私來的商品等等。北朝鮮政權由此而減輕了自己照顧普通民眾的重負,從而能夠把精力集中在新的武器製造和精英的生活上。這是一個聞所未聞的殘酷的諷刺,北朝鮮的基本意識形態“juche”(自力更生)在這個諷刺中實現了其真理:不是民族/國家,而是個體自己,必須自力更生……

 

這一主要潮流是極度危險的,因為它與我們迫切需要建立的一種新模式背道而馳,這種新模式使我們與環境共生,即彼得·斯洛特戴克所謂的「馴化狂野的動物文化」的根本政治經濟變革。直到今天,每一種文化都在規訓/教育着自己的成員,並在國家政權的偽裝下保障他們的公民和平。但不同文化、不同國家之間的關係永遠潛伏於戰爭的陰影下,一切和平狀態都不過是暫時的停戰。正如黑格爾用概念表述的那樣,國家的整個倫理,在英雄主義的最高行動——時刻準備好為國犧牲——中達到頂峰。這就意味着,國家之間的野蠻關係,是國家內倫理生活的基礎。今天的北朝鮮無止境地追求對核武和遠程導彈來打擊遠距離目標,不就是這種無條件的民族-國家主權邏輯的終極示例嗎?然而,一旦我們充分意識到我們生活在地球這艘太空船上,當務之急就變成了使文明本身文明化,把普世的團結與合作強加於所有人類共同體。但是,宗教教派、倫理的「英雄主義」暴力,和隨時準備好為族犧牲自己(和世界)這種心態和情感的持續興起,使得這個任務變得愈發地困難。

 

特朗普和金正恩(圖片來自CNN媒體)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那時早期生態運動的口號是「全球地思考,本土地行動!」。如今,特朗普的主權政治響應了北朝鮮的立場。但他承諾要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情——他並沒有把美國變成一個全球性超級大國,而是把它變成了一個「全球本土化」(glocal)大國。但這一次,他則是在「全球地行動,本土地思考」。

本文首發土逗公社,獲譯者授權轉載。

原文鏈接: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act-globally-think-lo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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