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經時政
07.12.2017

走出美國中心的抗戰史研究

今年是中國八年抗戰爆發八十周年紀念。年初,中國教育部頒令中小學教材,「八年抗戰」要改為「十四年抗戰」。同為今年,香港特區政府亦頒布全港初中下學年起必修中國歷史,有論者憂慮內地史觀會入侵本港「洗腦」。正當中港兩地的市民為有關歷史教育感到疑慮之際,筆者認為有責任在學理上,以抗戰史為切入段,解釋有關歷史論釋的流變,「洗腦」與否,則留待方家自行判斷。

 

西方衝擊中國回應論

 

過去有關中國抗戰的主流論述,長期由美國學界所主導,有兩種互為表裡的史觀帶來最大影響。其一以《劍橋中國史》主編、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西方衝擊中國回應論」為主流 。這史觀視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結構為一個保守頑固不變體,將中國一切現代化努力,視為落後的中國受到西方衝擊所影響。費正清與大多數上世紀初成長的漢學家一樣,自民國時期來華留學研究,對共產黨抱同情態度,而對國民黨一黨獨裁大加鞭撻。這種思維模式表現在抗戰史上,便會矮化中國角色,將抗戰主軸集中在中美關係,或中國在接受外國援助後的時段作論述。中國傳統以1937年為抗日戰爭開始年(即「八年抗戰」),但礙於中日雙方都深怕正式宣戰,會引來雙方背後盟友/友好國家介入戰局,所以一直未有宣戰。中國亦要等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後,才正式對日宣戰。所以在法理上說,美國人眼中難免會放大美國參與戰爭的角色,而視中國為盟軍加入戰事的受益者。

 

史威德-白修德史觀

 

另一方面,據《劍橋戰爭史》撰寫人之一,荷蘭漢學家方德萬(Hans van de Ven, 1958- )指出,美國早年抗戰史深受「史威德-白修德史觀」所影響,以負面評價國民黨在抗戰中角色。所謂「史威德-白修德史觀」,是指盟軍中國戰區參謀史威德(Joseph Warren Stilwell,1883-1946)和駐華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1915-1986,另有譯名「懷特」)兩位曾參與中國抗戰的美國人,他們回美國後一系列對國民黨負面評論,構成了戰後美國對華抗戰史觀。該史觀認為國民黨在抗戰中角色被動,欠缺進攻意識,若非盟軍介入戰爭,中國未必能獲得勝利;中國對日抗戰根本無關緊要,腐敗國民黨終歸會被淘汰。史威德認為國民黨在軍事上無能,拒不集合全中國資源抗擊日本,中國人根本自己求不了自己,只有懂現代戰爭的美國人才能拯救他們。而白修德為二戰時美國駐華《時代周刊》記者,曾深入報道1942年河南大飢荒(即電影《1942》美籍猶太演員Adrien Brody所飾演的記者),並將飢荒主因歸究國民黨管治無能,而非國民黨官方所說為戰事所累。白修德回美後與賈安娜(1916-2002)合力撰寫《中國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記錄抗戰所見所聞,表示對國民黨失望和正面評價中共。史威迪在抗戰中途因與蔣介石不合被撤回美國,發表主張推翻國民黨的言論,他於1946年死後,由白修德於1948年編輯出版的《史迪威文件》,在美國暢銷大賣。加上戰後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失敗,美國政界為了自圓其說,國務院於1949年8月發表了《中國白皮書》,以國民黨腐敗無能為由,辯解美國何以收回內戰中對國民黨的援助。這種貶低國民黨形像、連帶影響抗戰中國民政府的地位、強調美國角色和負面對華的論述,指導了戰後美國抗戰史角度。

 

白修德為二戰時美國駐華《時代周刊》記者,曾深入報道1942年河南大飢荒(即電影《1942》美籍猶太演員Adrien Brody所飾演的記者),並將飢荒主因歸究國民黨管治無能,而非國民黨官方所說為戰事所累。(資料圖片)

兩岸抗戰研究此消彼長

 

至於兩岸抗戰史研究,深受國共黨史史觀影響,難免各有側重,否定對方抗戰成績。對台灣而言,台灣一度為日本殖民地,國民政府遷台後,200萬曾參與抗戰的國軍入台。但台灣抗戰史,多數收入到近代史、中美關係史、中共黨史或人物傳記中,研究抗戰史者如張玉法(1936- )、李雲漢(1927- )和蔣永敬(1922- )等,亦多為黨史系專家。國民黨戒嚴時代,台灣不便公然引進不利蔣介石的美國研究,故以1982年由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張玉法主編總結當時台灣近代中國史研究的《中國現代史論集》為例。當中第九輯〈八年抗戰〉例言便指出:「有關抗戰史的研究,主要是中國和日本學者的貢獻,西方學者的研究,除中美關係外,偏重於中國內部紛爭……以及中共的擴張。」台灣當地未曾於抗戰中成為戰區,加之近來台灣興起本土研究,台灣抗戰史研究也日漸息微,有邊緣化傾向。

 

至於中國大陸的抗日戰場,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後,中共早年主力以「五朵金花」為研究對象,抗戰史研究相對薄弱。中共史學界「五朵金花」,是馬克思唯物主義史觀主導下,五個重點研究的課題。它們分別是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根據馬克思唯物史論,資本主義是歷史線性進步發展必經階段,故作為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入侵,例如晚清鴉片戰爭和近代抗日戰爭等課題,在當時地位遠不及「五朵金花」來得火熱,更鮮有重點深入討論。

 

文革以後,學術界呈現百花齊放局面,官方意識形態於文革後備受質疑,於是八十年代起中國政府大力宣揚民族主義,以為政權合法性來源。八十年代初由中共黨史專家胡繩(1918-2000)撰寫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為里程碑,官方研究開始由「五朵金花」轉向民族主義課題研究。由江澤民時代民族主義教育、胡錦濤年代的「民族偉大復興」到習近平年代「中國夢」,有賴官方大力提倡和兩岸恢復交流,抗日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得以大力發展。當中難免有官方意識形態,但總的來說呈現百花齊放局面,外國著作得以翻譯引入,學術研究和影視作品,亦拋開過往禁忌,肯定國黨戰績。新一代學者如楊奎松(1953- )、王奇生(1963- )、金以林(1967-)等均能利用檔案資料,拋開過往黨史立場作出豐碩研究,開始尋找中國在抗戰史中的話語權。

 

至於兩岸抗戰史研究,深受國共黨史史觀影響,難免各有側重,否定對方抗戰成績。(資料圖片)

日本戰爭命名多元化

 

相較於中台,抗戰另一方參與國日本,由於她的作戰空間範圍和交戰對手,遠多於中國一方,加上冷戰時期美軍拉攏日本,未有徹底清算其戰爭責任,日本對中國抗戰,有較多不同命名。由早期含糊其辭的「上一次戰爭」、「大東亞戰爭」,到涉及交戰國的美日戰爭、中日戰爭,到以地域命名的太平洋戰爭、亞洲太平洋戰爭等。不同命名,涉及不同的理解範圍,但各有侷限。例如日本較常用的「太平洋戰爭」命名,被轟忽視中國和東南亞各國戰場,只著眼於以美國作為交戰對象。

 

另外,亦有以時間維度的命名漸為日本學者所採用。例如日本思想家鶴見俊輔(1922-2015),於1956年提出以「十五年戰爭」一詞代表侵華戰爭。「十五年戰爭」一詞後來為不少日本學者所引用。明仁天皇(1933- , 在位:1989- )於2015年新年文告中談及侵華戰爭,亦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為侵華開始,無疑也是沿襲「十五年戰爭」理解侵華歷程。

 

事有湊巧,「十五年戰爭」命名與中國政府主張「十四年抗戰」,除了頭尾時間計算上略有差異外,都主張將1931年東北抗日納入抗戰史內。「八年抗戰」這傳統說法於1945年戰後國民政府官方文告中已經出現:1937年七七事變後,以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全面交戰這八年定義為「抗戰」。官方說法現在轉變為「十四年抗戰」,是希望進一步將1931年對日東北局部戰納入為「抗戰」一部分,凸顯中共和民間組織早於1931年參與抗戰的角色。「十四年抗戰」並非無質疑處,有用心者指這改動漠視了三十年代如1932年淞滬停戰協定等一系列嘗試制止全面戰爭的和平努力。但是,1931年日本開始侵華之際,國民政府以「攘外必先安內」撤軍關內,確實有賴當時民間陣營和在野共產黨等官方以外勢力,有限度抗拒日本侵略。若我們理解當代戰爭是全民戰爭的話,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抗日民族主義激昂,全民有意識介入抗戰活動。而九一八後,日本不滿國際聯盟調查結果,退出國聯,與美國交惡,走向孤立外交,再靠攏軸心同盟,凡此種種亦與後來戰爭所涉及要素環環相扣。

 

未來更多元研究視野

 

總括而言,近二十年來,對抗戰史的研究,日漸走出以美國為中心的視野,不論中國和歐美,都嘗試探索新視野而有令人耳目一新成果。中台方面,如上述兩岸交流,開始出現打破黨史藩籬的研究成果,亦多注意從中國內部脈絡來梳理抗戰議題。外國研究方面,以上文提及的方德萬於千禧年初出版《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為例,該書大力批評「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嘗試擺脫以英美為中心的戰爭分析。指出史迪威對戰爭的設想到實施都頗多失誤,而盟軍總體戰略,亦對中國不利。方氏在書中,追塑國民政府早於20年代,根據自身社會和文明,動員中國社會,滅除軍閥,抵制外侮。國民黨最終未能如原來所料迎接日本挑戰,方氏認為主因是中國仍在農業社會階段,無法應對現代戰爭規模和對資源需求,而國民黨已經盡了最大能力,因應中國的社經結構來動員民眾、調撥地方資源,指揮一場不同於歐美現代戰爭的抗戰策略。可是在美國眼中,卻視國民政府被動保守。

 

方氏以去美國中心的思路研究抗戰史,開蓽路藍縷之功,後學踵之而深耕。劍橋大學亞洲和中東學院教授顧若鵬(Barak Kushner, 1968—),2015出版《人鬼人:日本戰犯與中國的審判》,以國共兩黨如何審判日本戰犯,日本對戰犯審判所作反應這段歷史,嘗試以國共兩黨角度來看戰犯問題。近年,方德萬的學生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特(Rana Mitter, 1969—)2013年出版《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全史》(台譯:《被遺忘的盟友》),指出在西方眼中「二戰」是一場美英蘇領頭對抗法西斯戰爭,而忽略了在亞洲戰場上同樣貢獻甚多,但犧牲慘重的盟友─中國,在學界掀起極大迴響。方氏另一高足,即現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鄺智文(1985—),亦嘗試打破美國中心觀來研究抗戰史、二次大戰史。鄺氏在劍橋負笈歸來便主力研究香港軍事史,於2013年出版《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與蔡耀倫合著),一掃歐美傳統忽視香港戰役論述,還原在抗日戰爭中,香港戰役對香港以及東亞歷史的重要性。鄺著指出這場在香港打了只有18天的戰爭,使中國失去南方最後一個主要港口,令英美中三國原本想在南中國達成合作戰略落空,令日本暫時控制南中國海,盟軍失去一個可以在南中國補給及造船的要塞,因而在對日戰爭初期陷入窘局。相信未來,更多元和以不同民族觀點來看抗日、二次大戰史的著作,將會不斷出版,令我們對人類這場慘痛酷劫有更深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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