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哲學編輯日課
10.01.2018

【01哲學編輯日課】#23. 賽博女性主義的前世今生

引子

 

九十年代網絡通訊科技高速發展,賽博女性主義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應運而生的思想流派。受數碼網絡技術啟發,當時的女性主義者設想從「0」  與「1」編造的數碼領域中得到力量,消除建基於生物決定論的性別歧視,為個體存在建立一種全新的形式。當時的女性主義者相信,科技將會為成為性別解放的同謀者。以下將回顧九十年代賽博女性主義的不同發展,探討在那個時間點上,是什麼推動了科技女性主義者(techno-feminist)的行動,各個理論之間有何不同,並追問賽博女性主義在今時今日是否依然可以擔起解放的大旗,以及科技女性主義的理論是否能夠回應現代的挑戰。

 

先聲:哈拉維〈賽博女性主義宣言〉

 

哈拉維在〈賽博女性主義宣言〉中寫道:我希望讀者能夠預見一種不同的或是敵意較少的,人與動物、科技、土地等等的關係;我亦想找到全新名字,命名我們習以為常的自然與文化之間的運轉關係。哈拉維在1985年發表的〈賽博女性主義宣言〉是為當時科技女性主義的關鍵文章。雖然哈拉維從未使用「賽博女性主義」一詞,但是她的「賽伯格」(cyborg)比喻卻為眾多的賽博女性主義者提供了創作靈感,開闊了女性主義藝術與活動的想像。

 

哈拉維的貢獻在於,她引入解構思維,將科學知識視為歷史上的父權制度的另一種顯現方式。與追求平等存取數據的自由女性主義相反,哈拉維更感興趣的是將科學與科技再概念化,轉化為解放的力量。她強調科學的社會屬性,發掘其中能夠開創新論述的潛質:「客體科學的超然之眼睛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虛構,一個有力的虛構。」(“the detached eye of objective science is an ideological fiction, and a powerful one.”)如同Judy Wahman所言,哈拉維的空前絕後之處在於,將科學視為文化的一種,揭開將科學視為理性的、全人類的、客觀的知識的「神的把戲」(god trick)。哈拉維質疑科學/意識形態、自然/文化、意識/身體、理性/感性、客體/主體、人類/機器、形而下/形而上這些二元分類中的階級功能,在理論內容上,與科技女性主義者渴望顯露「自然」只是文化實踐的想法無異。

 

哈拉維提出了幾個著名的論點,至今廣受引用。她提出處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的概念,茱蒂‧威吉曼(Judy Wajcman)認為這是女性主義者的認識論,女性主義者從自己的立場基礎與臨場觀看位置體認事件,這種觀看狀態必然會帶來不可化約的觀點多樣性,從而重新指認,所謂「客觀」並不等於「普遍」與「統一」,而是根據觀者的立場與觀看位置而定。而在「賽伯格」的概念當中,哈拉維為身處技術—科學世代的女性主義—社會主義政治提供了深入切實的概念工具。賽伯格cyborg一詞為cybernetic organism二字的合體,它是一個既非自然亦非機械、既非獨立亦非集成、既非男亦非女的合成總體。但它的意義與力量並不限於「總數」的位置,如同 Karin Harrasser 所言,哈拉維揭示了主體性中的集體性質與內在的政治聯繫,提出肉身只是人為的虛構,以上述的前提為基礎,建構一種新的社會與政治實現方式。哈拉維的賽伯格象徵著一種非整體的、非普同的視野,這個形象為女性主義者提供了行動策略;早期對網絡狀態下主體的思考正是從哈拉維的理論中衍生而來。

 

如同 Karin Harrasser 所言,哈拉維揭示了主體性中的集體性質與內在的政治聯繫,提出肉身只是人為的虛構,以上述的前提為基礎,建構一種新的社會與政治實現方式。(VCG 圖片)

早期的賽博女性主義

 

賽博女性主義(cyberfiminism)一詞,最早出現於1991年左右,由英國文化理論家沙迪.普蘭(Sadie Plant)與澳洲藝術團體 VNS Matrix 分別用以描述自己的作品。雖然萌生的背景不同:一個在於理論建構,一個在於藝術創作,但是二者分享著相同的目標:反擊早期女性主義(如生態女性主義與基進女性主義)的科技恐懼(technophobic),宣揚女人與科技之間的親密關係;最後,就是將科技設想為女人的性感面向之一。

 

理論首現:普蘭《0與1》

 

1997年普蘭在《0與1》(Zeros and Ones)在將過去、現在、將來的科技發展與從女性主義理論與文學、心理分析、哲學與賽博朋克中引用的句子或片段交織在一起,以拼貼與散文化的方式,帶領讀者跨越學科與時代,而唯一的目的就是令讀者在看過她收集的證據後,相信她的信念。

 

在《0與1》中,普蘭從數字「0」中找到了女性反抗力量的來源。她化用電腦二進制、0與1的運算方法,將「0」視為女性的陰性位置,將「1」視為陽性象徵:「女人與機械之間有著決定性的互換關係,因為這種互換是機械的自然性質。『0』現在有了自己的位置,它們能夠取替作為陽性象徵的『1』的功能。」女性慣常被視為隱性的、沒有獨立思考的、彷如「0」的存在(看過《第二性》或佛洛伊德的讀者大概就能明白這種想像),男性才是具有實體的、完整的主體;然而在電子科技的領域中,「0」具備了吞併「1」的力量。更為重要的是,普蘭將互聯網的去中心化與水平結構視為一種變革的力量,相信它將會帶領人類從男性時代過渡至女性時代:「網絡的演化成長將會繼續以它的方式持續下去。沒有中心樞紐或統領結構在其中建構它的發展方式,它的出現更像一種寄生生物,而非組織宿主。」(“The growth of the Net has been continuous with the way it works. No central hub or command structure has constructed it, and its emergence has rather been that of a parasite, than an organizing host. ”)進一步而言,新科技不單止顛覆了男性的身份,更令人雀躍的是,它提供了編造無限新身份的可能性;女性主義者相信,這種新的身份構成方式將可削弱性別關係中,二元異性戀的主體地位。

 

後來人們對賽博女性主義遺留下的印象,大致與普蘭《0與1》中的呈現的形象相同:那是一群對借助新科技力量以改革性別關係有著狂熱信念的信徒們。這種近乎迷信的理念常常惹來忽略新科技中的社會與政治實際情形的批評。茱蒂‧威吉曼與珂內莉亞‧索爾佛蘭克(Cornelia Sollfrank)就曾表示不能認同普蘭的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在她們看來,如果新科技的到來就能轉變政治困境,那麼這個世界就不再需要活躍的政治參與了。由是者,這種形態的科技頌揚必然會被視為政治保守主義,而非任何形式的解放。威吉曼進一步指出普蘭論點的前後矛盾之處:她一方面概念化女性碎片化與液體化的身份,另一方面卻又呼籲大家高舉「普遍」的女性特質。因此,威吉曼將普蘭烏托邦式的性別—科技想像稱謂「頑固後女性主義」(perversely post-feminist),認為她雖然高舉賽博女性主義的名號,但堅持「本質」的理念卻與基進或文化女性主義者無異,相信女性共有的內在特質是改革力量所在的同時,卻又熱切提倡著自我(self)的去中心化與離散。

 

賽博女性主義(cyberfiminism)一詞,最早出現於1991年左右,由英國文化理論家沙迪.普蘭(Sadie Plant)與澳洲藝術團體 VNS Matrix 分別用以描述自己的作品。(資料圖片)

藝術創作:VNS Matrix—The Future Cunt

 

另一個最早使用賽博女性主義一詞的團體,是由Virginia Barratt、Julianne Pierce、Francesca da Rimini與Josephine Starrs組成的澳洲藝團VNS Matrix,她們聲稱自己是第一群將女性主義的燃料加入到數位網絡科技的傳火者。她們在1991年創作了兼具野性與詩意的「二十一世紀賽博女性主義宣言」( Cyberfeminist Manifesto for the 21st Century ),將無生育能力的科技與鮮血、粘液、生殖器官與瘋狂結合,將科技重新規劃成無政府女性主義的武器。

 

1995年,VNS Matrix發表了另一力作——電腦遊戲All New Gen。雖然稱之為電腦遊戲,但All New Gen只是一個製作雛形,而且只供觀眾在藝廊觀看。遊戲內容是女英雄「賽博蕩女」(cyberslut)與「無政府賽博恐怖主義者」(anarcho cyber-terrorists),滲透進陽性力量「大父親終端機」(Big Daddy Mainframe)的統治結構當中,傳播雜訊與混沌組成的種子,最終癱瘓了這個統治系統。VNS Matrix與普蘭的創作方式相似,兩者對賽博女性主義的力量想像並不在於使用高階科技,而在於以有力的詩意表達提取當中的象徵符號。如同Beryl Fletcher所言,電路網絡中的想像空間有潛力「拉闊想像與語言的極限,它是一個廣闊的資訊圖書館,道途聽說的聚集地,更是一個政治性的情感景觀。總結而言,(網絡空間)是一個女性主義的完美領域」(“to stretch imagination and language to the limit; it is a vast library of information, a gossip session, and a politically charged emotional landscape. In short, a perfect place for feminists”)。

 

Old Boys Network

 

1997年夏天,Cornelia Sollfrank與藝術歷史學家 Susanne Ackers、藝術家Ellen Nonnenmacher與Julianne Pierce、記者Vali Djordjevic在柏林成立第一個國際賽博女性主義同盟:Old Boys Network(OBN)。她們將賽博女性主義擴展到更廣的維度之上,身份政治與再現、數碼科技的物質與社會學意義,皆在OBN的討論範圍當中。OBN繼承了過往賽博女性主義的精神,並致力減低其中的本質主義傾向,因此,所有聲稱自己為「女性」者皆可成為同盟的成員。此外,OBN從後現代女性主義倡議「多元」的概念中得到啟發:與統一協調相比,她們顯然對差異更感興趣。引用OBN成員Claudia Reiche那新穎而形象的比喻:「根據異議原則的管理,意味著組織當中並無代表性的陳述立場,沒有共同的信息,沒有連貫統一的表達。組織的焦點在於差異、矛盾、異議。這正是網絡組成的形態,以可見的針織孔洞聯合,而非帶狀聯系。」

 

OBN同樣沒有為賽博女性主義給出一個完好的定義;與設立清晰的行動綱領相比,她們更傾向於不斷反思以下的問題:到底什麼是「賽博女性主義」呢?為此,OBN舉辦了一個公開的研討會——Cyberfeminist International,活動內容包攬了設計與藝術、聚餐舞會與各類表演、哲學歷史詩歌與文化理論。在1997年第一次研討會中,OBN的成員共同擬定了「100反論」(The 100 Anti-Theses)作為組織宣言。OBN 兼顧了組成與活行動方式、對現實議題如IT工業工作環境與遊戲文化亦給予關注,與普蘭與VNS Matrix只著重於詩意的符號建構相比,可算是不少的進步。

 

賽博女性主義在九十年代迎著時代的浪尖崛起,那麼在當代,它又有怎樣的發展呢?

 

參考資料:

Cornelia Sollfrank:Revisiting the Future

https://transmediale.de/content/revisiting-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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