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09

何謂建構:巴特勒談物質「性」操作與女性「回穿」策略


 

在當代批判理論和文化研究中時常出現「建構」這個詞,「一切都是建構出來的(everything is constructed)」仿佛成了最具解釋力的說法而適用於描述各個領域的問題。然而,「建構」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難道建構就是說所有東西都是憑空捏造,所以根本不存在堅實可靠的東西嗎?相反,諸如性器官、荷爾蒙、染色體這些似乎是最物質性的、被稱為「the materiality of sex」的東西,就是不能被建構的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卻指出,不僅是性別(gender),連物質性的性(sex)都是被建構出來的。然而她所說的「建構」恰恰與這個概念的流俗用法大行徑庭,指的是一種(對於sex的)物質化操作過程。

 

要理解巴特勒的相關理論,有必要對黑格爾辯證法及德國觀念論哲學(例如positing的操作)有所涉獵。本文是對巴特勒重要文本《身體之重:論「性別」的話語界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第一章關鍵邏輯環節的說明。首先讓我們看看巴特勒如何批判流俗的建構主義,解釋究竟何謂「建構」。

 

美國性別理論及後結構主義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資料圖片)

 

建構與物質化

 

女性主義者堅持「性別(gender)」是後天建構出來的,批判父權體制下的社會文化如何在人的天然本「性(sex)」之上銘刻出性別認同,就仿佛有一種被稱為「文化」的建構之力在如同表面的「自然」上邊寫寫畫畫,將這個原來處於文化之外的、天然純潔的「本源」以文化標記玷污了一樣。這個被動地接受塑造的本源代表著女性特質,而那股強迫加諸其上的力量無疑代表著男性特質。

 

建構主義者所秉持的觀點,即存在著一個前文化的自然根源,與(反對或部分反對建構主義的)唯物主義者的信念,即存在著一個先於建構、不可被化約的物質基礎,如「性」的物質性(the materiality of sex),其實如出一轍。這個使唯物主義者感到安心的、顯得堅實可靠、不容置疑的物質基礎被視為人類一切社會存在和文化活動的底座。他們質問建構主義者:哪怕「性別認同是建構出來的」可以被接受,那麼「性」的物質性,例如器官、荷爾蒙、染色體上的兩性差異,總不會也是被文化建構出來的吧?

 

然而,無論「自然根源」還是「物質基礎」都並非「第一性的」(primary),相反,它们是思維進行「設定」(positing)操作的效果,即以劃界和排除的操作來建構出一個前文化的、不可理解的(unintelligible)「外部」,其實是一種對建構的建構(the 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on)。這樣一來,反倒使得「自然根源」和「物質基礎」變得恍如虛構,又或者充滿形而上的神秘色彩。

 

從思維設定的層次上看,巴特勒指出,承認不容置疑的「性」或者它的「物質性」恰恰已經是承認某種關於「性」的說法,某種「物質性」的構造方式。正當我們試圖指涉一具天然純潔的身體的時候其實已經參與了對這具身體的進一步的形構。換句話說,並不存在可以置身事外的「自然」和「物質」,只有建構出「性」或者「物質性」的持續的、反復的過程——「性」或者「物質性」的存在並不先於這個過程。而這個過程便可以稱為「物質化」(materialization)。恰恰是這項操作經時間固化而生產出邊界的效果、穩定性和我們稱之為「物質」(matter)的表面。巴特勒宣稱,不僅是性別,性同樣是被建構出來。而這裡問題的關鍵在於「建構」是什麼意思?

 

巴特勒反對流俗的建構主義和樸素的唯物主義(她指出二者已經被後結構主義所重構),把研究的問題意識轉向物質化操作。她進一步指出,這種物質總是寓於物質化過程中的觀點應該與福柯意義上的規範強力(regulatory power)的生產性或物質化效果相關聯,以便考察「性」得以物質化的規範準則,以及性的物質性之所以被視為既定事實(given)假設和鞏固了怎樣的規範性條件。持續的、反復的性的物質化過程並非沒有缺口和裂縫,相反,它在重複運作之中總是包含著建構的不穩定:總是有些東西逃脫或超出了規範,有些東西不能被規範的重複運作所完全界定或固化。巴特勒從這種不穩定中看到了重構的可能性,使性變得固化的各種效果有可能被撤消(undone),而各種性規範聚合而成的體系也有可能被導入生產性危機當中。

 

柏拉圖的邏輯圖式

 

通過征引伊拉格雷(Luce Irigaray)對於柏拉圖的策略性閱讀,巴特勒闡明了一種物質化操作的邏輯圖式(logical schema),即柏拉圖在《蒂邁歐篇》(Timaeus)建構的宇宙生成理論作為一個形而上學體系,為達至體系的自我維繫必須將「過量(the excess)」排除在體系之外,而該排除作為一項操作則擔當了整個體系得以順暢運作的前提條件(precondition)。這裡的「過量」就是一種不可被理解、不可被表征、混亂無序的女性特質,即“the excessive feminine”,其作為不得不被排除出形而上學體系的「外部」,實則是該體系得以建立和維繫的隱秘「內部」,即「the constitutive outside which is already inside」。伊拉格雷通過反復詰問柏拉圖的形而上學排除了什麼,讓這種過量的女性特質得以被揭示出來,這也就暴露了形而上學體系內部的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的二元對立僅僅是一種操作的效果——二元對立中的女性特質不過是一種鏡像(the specular feminine),一種受到男性特質主導和編配的對象。

 

柏拉圖費盡心思,一再否認過量女性特質的本體論地位(即否認其「存在」)。首先,女性特質自身不具備形式,而必須經由形式的進入來生產現實事物。這種女性「物質」因其沒有形式而算不上是現實事物,只能是“the receptacle”或者“the chora”,其特性只在於接納。儘管現實事物從中誕生,但對於生產具有決定作用的終究是形式,即男性特質。其次,作為“the receptacle”的女性特質「絕對不能」與男性特質有任何相似之處。“The receptacle”因其沒有本體論地位,不能被定義,所以「不應該有」恰當的名稱,無法被準確言說。總而言之,這「不可名狀的」就被配置為不可能卻又是必要的「位置」(site)以待穿透(penetration)與銘刻(inscription)。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於1993年著書《身體之重:論「性別」的話語界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英文版封面。

 

女性主義的「回穿」

 

柏拉圖形而上學中的物質化操作深遠地影響著西方哲學的發展(其影響甚至可以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論中看到)。經由這種操作,哲學家建立起一整套「陽物中心主義經濟」(a phallogocentric economy),一整套具有生產性和物質化功能的「異性戀矩陣及規範性約束」(the heterosexual matrix and the regulatory constraint)。從柏拉圖開始,物質早已是「有性的物質」(the sexed materiality)。大概「性」的物質性早已被「有性的物質」所負累。

 

面對菲勒斯經濟學,伊拉格雷的策略是承認女性作為被排除的「外部」,並經由一種解構性的模仿(而非複製),即重複引述柏拉圖的文段以詰問什麼遭到排除以及移置柏拉圖對本源的移置,來顯示這個外部作為體系的必要前提其實已經內在於體系,而體系的完整性(封閉性)和它所引以為根據的形而上學基石並非毋庸置疑。巴特勒質問:是否應該任由女性「壟斷」這個被排除者的位置?伊拉格雷理想化地將女性放置在這個對體系具有威脅的外部,那麼,這個外部的外部是什麼?在她的分析中,又是什麼遭到了排除?

與明確主張「表層性慾」的伊拉格雷不同,在閱讀過程中巴特勒發現了一個批判地模仿陽具性慾,採取「回穿」(“crossing back” or “penetration in reverse”)策略而非「反穿透」(anti-penetrative,即反對進入而堅持位於表面)策略的伊拉格雷。以此為啟示,巴特勒激進地構想了一種模仿男性穿插、卻對於異性戀規範而言實屬「非法」的進入方式(the improper entry)——「逆轉模仿」(reverse mime)。通過施行女性被嚴令禁止的行為(在設定上她原本只能接納),從而顯示女性與男性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是柏拉圖費盡心思給予否認的),以及男性特質作為「本源」的可疑(如果相似性是可能的那麼這個本源就並非不容爭辯)。當以下事實被暴露,即男性秩序並非理所當然,它僅僅是排除和禁止的操作產生的效果,從根本上依賴於那些其必須排除和禁止的東西,結果將是異性戀性別秩序的擾亂、撤消,以及在性別差異的戲劇中一系列不同角色的誕生。

 

不同於伊拉格雷,巴特勒的策略是不將女性配置成唯一的外部——事實上就沒有單一的外部,而是去聯合各個領域中被排除、遭禁忌的他者,經由一系列倒置模仿,形成由各種具有差異的外部聚合起來的對被模仿者(主人話語)的佔領與逆轉。在這個意義上,被排除的事物並非負面的、消極的,它們是任何一組對立所必然產生的外部,顯示出任何真理體制所包含的必要的、基礎性的暴力。而在巴特勒看來,這些必要的外部恰恰可以被重新配置成「未來的視野」,致使「排除之暴力」(the violence of exclusion)可以處在不斷地被克服的過程當中。最終目標不是建立一種損害差異的單一論述或權力中心,而是保存外部(the preservation of the outside),保存體制所無法表征並對體制的連續性造成根本威脅的東西,也就是保存擾亂、重構固有體制的各種物質化及再物質化操作的可能性。

 

上海三聯書店「性與性別學術譯叢」出版中文譯本《身體之重:論「性別」的話語界限》

 

總結:後結構主義物質觀的極限

 

在上個世紀末,巴特勒通過批判流俗的建構主義和樸素的唯物主義,揭示出二者所設定的先於文化建構的「自然根源」和「物質基礎」的形而上學性質,這與當前齊澤克對「客觀現實」的否定(不存在客觀現實這種東西!),對「物質形而上學」的駁斥相互呼應——齊澤克指出,當代的唯物主義應該是一種揚棄了物質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a materialism without matter”。藉助這種批判,巴特勒所提議的以「回到物質的概念」來取代「建構」的研究進路,其實際意義就是轉向對「物質化操作」的研究,考察物質化的前提條件與操作過程。基於其問題意識的當代性,即回到對「物質性(作為一種操作)」的思索,巴特勒堪稱當代唯物主義哲學的引薦者。

 

然而,她自身的後結構主義局限卻從根本上禁止她成為一位唯物主義者。從她的後結構主義立場看來,物質(matter)在話語建構之外便沒有重要性(身份、地位、狀態),儘管她所理解的話語建構作為一種她聲稱的「物質化操作」已經力圖從對於「建構」的流俗理解中脫身。而問題的關鍵在於,「將作為物質本身的物質(the materiality qua materiality)哲學概念化」從來就不在她的問題意識中——既然物質作為對於語言的「過量」無法以語言文字表征,那麼面對這個「不可能」,思想和言說也就無能為力了(唯一可行的只是圍繞這種過量發展出解構的策略)。巴特勒終歸被20世紀的語言哲學所規限(conditioned)。

 

倘若當代唯物主義哲學無法批駁巴特勒的後結構主義立場(在後結構主義陣營中,巴特勒無疑是最值得閱讀和與之論辯的了),那麼這種唯物主義便是不必要的。為此我們需要探索一種不同於語言的概念化方式,從思維的語言限制中脫身。拉康承認:「像數學般形式化是我們的目標、理想」。巴迪歐則宣稱,「無論如何我們的唯一準則是:哲學必須通過數學來進入邏輯,而不是從邏輯進入數學」。如果我們將數學視為一種辯證運動,那麼便可以理解德勒茲所肯定的數學的普遍性:「數學在其他領域中的任何可能的應用都不成問題。」建立一種以數學為條件的唯物主義哲學成為當代哲學的任務。而這項任務可以被視為對女性主義回穿的回穿,即以一種能夠處理差異、多樣性、偶然性、不一致、不完整的邏輯圖式穿透/洞察那不可被理解、不可被表征、混亂無序的「過量的女性特質」,“the materiality qua materi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