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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2017

十月革命100週年(11/07)

在十月革命一百週年之際,俄羅斯總統候選人克謝尼婭·索布恰克表示:「如果有人問我當選總統後要做甚麼,那麼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簽署法令把列寧的遺體從紅場上移走。……我們現在倒退到了中世紀,因為二十一世紀我們還在國家主要廣場上擺放人的遺體。不管他生前有甚麼政治思想,也不管誰怎麼評價他對我國歷史作出的貢獻。」隨著九十年代共產主義退潮、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現在的我們要怎樣評價十月革命呢?也許在一百週年的今天,這是每個關注左翼思潮的讀者,都必須思考的事情。

 

前奏:覆滅的羅曼諾夫帝國與無能的臨時政府

 

要討論1917年的十月革命,必先從同年2月發生的二月革命開始——俄曆2月23日(即3月8日),古老的羅曼諾夫王朝結束了三百年的帝國統治,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國家的統治由克倫斯基領導、由貴族與前貴族組成的臨時政府接手;臨時政府向民眾承諾,將在往後的日子推行民主憲政。

然而,臨時政府的統治並未為國家帶來全新氣象,沙皇統治時期的國家問題並未因帝國的覆滅而根絕:臨時政府繼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決定使它失盡民心,7月1日臨時政府向奧匈帝國和德意志帝國的進攻告敗,使原本傾向於臨時政府的軍隊實力大損;國內的工業與經濟被戰爭拖垮,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困擾——至1917年10月,俄國國債升至5000萬盧比,國內的工人罷工與示威、農民起義不斷,臨時政府原本許諾召開的俄國立憲會議選舉更是遙遙無期。

 

在臨時政府成立的同時,俄羅斯首都的工人與軍人成立了 「彼得格勒蘇維埃」(Petrograd Soviet)議會,他們拒絕承認臨時政府,在當時的俄羅斯形成「雙政府」的局面。布爾什維克(俄語中意思為「多數派」,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一個派別,一般認為當時由列寧所領導)捉緊時機組織武裝力量發動政變,在10月7日與8日佔領彼得格勒(今聖彼得堡)的主要政府建築,其中以佔領冬宮(曾是羅曼諾夫王朝皇宮與臨時政府所在地)的舉動最為標誌性——是為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的內外震盪

 

布爾什維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宣稱以社會主義為綱的國家——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由列寧出任議會主席,同時,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通過了向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移交權力的法令,通過了由列寧起草的《和平法令》(譴責帝國主義的戰爭暴行,宣布退出戰事,呼籲英、法、德工人實行解放)與《土地法令》(土地、生產資料國有化,由國家重新分配於勞動者),確立以錘子與鐮刀取代雙頭鷹作為新的國家象徵,以示自己為工農聯盟的代表。

 

事實上,上述的兩條法令並未為當時的俄國或國際局勢帶來突破。《和平法令》同時受到同盟國與協約國的反對,英、法盟國將之視為背叛,而敵對的德國則趁火打劫,強迫布爾什維克簽訂了割地賠款的《布列斯特條約》,這與《和平法令》一開始的期許完全背道而馳;至於《土地法令》中的理想主義詞彙並未能在現實中發生作用,反而是後來國家持續的經濟困難與餘糧徵集制,引發了農民大規模反對布爾什維克的行動。

 

縱然十月革命未能為俄國帶來即時效用,但它所帶來的革命漣漪,卻在世界與人類歷史中掀起驚濤駭浪:列寧相信共產主義的真正臨至,單靠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的,必須要以世界為單位的連鎖效應,才能實現真正的歷史革命。如是者,1919年3月,列寧於莫斯科成立「共產國際」(Comintern,又稱第三國際)總部,向世界輸出共產主義,在東歐與亞洲遍地開花,令人類歷史邁入了全新的方向。

十月革命的幾道陰影

 

坊間一般稱二月革命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稱十月革命為「社會主義革命」,簡單來說,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的延續與深化。隨著蘇聯解體,各種歷史資料得以浮出地表,史學界亦不斷更新著對十月革命的評價——那究竟是一個偶然的事件,還是歷史唯物論之下的必然結果呢?那究竟是俄國人民的選擇,還是一小群政治家的陰謀?

 

從後來發掘出來的文獻中可見,當時組成臨時政府的舊貴族認為,二月革命是他們有預謀地發動的一場逼使沙皇退位的政變:1917年2月,他們利用首都彼得格勒的食品供應危機,縱容煽動下層工人示威、士兵造反的活動,以此作為逼迫沙皇退位的理由 。可是,在目標達成以後,貴族們卻無法控制住民眾引發的危機,反而讓布爾什維克有機可乘。因此,二月革命與其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如說是沙皇與貴族、高級軍官及大工業家之間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引發的政變;貴族與高級軍官本期望以「民主立憲」的承諾控制住由他們煽動起的民眾造反,然而事件的發展卻完全超出他們的掌控範疇,由他們引發的無政府狀態最後為布爾什維克所用,構成了十月革命爆發的基礎。

 

而就十月革命本身而言,亦有其倉促與滑稽之處。當時有這樣一個小插曲:群眾想進入冬宮酒窖酗酒狂歡,在冬宮執勤的軍團喝得爛醉,受命驅散人群的士兵巡邏沒多久也開始變得搖搖晃晃,而新的群眾不斷湧現,希望能搶先進入冬宮「分一杯羹」;為了控制場面,政府派出消防隊向群眾沖水,但最後連消防員都喝醉了。私人酒窖亦無法倖免於難,當時街上滿滿是喝醉了的士兵,數十人因酒精中毒死亡——這樣的景觀持續了幾個星期。教育人民委員盧納察爾斯基坦承:「整個彼得格勒都喝醉了」。托洛茨基說:「革命的詞彙使人們清醒,鼓舞他們對壓迫者鬥爭;然而伏特加……又使人們沉睡過去……」

 

由這個例子大概可見,為甚麼以考茨基為代表的中派會認為十月革命是一個「早產兒」,右派如俄國流亡學者和英美學者認為十月革命是「災難」、「瘟疫」,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當時的民眾並未能理解立憲或社會主義的意義,只將推翻政權、推出全新的意識形態當作「一勞永逸」地解決當下俄國問題手段 。除此之外,1918年9月由列寧推展的「紅色恐怖」以大屠殺的姿態殘害異見分子,大量拘捕與處決平民。這也是為何,俄羅斯歷史學家安德雷·祖博夫指,十月革命的領袖列寧和史太林是二十世紀俄羅斯的兩個大罪犯,他認為列寧與希特勒相似,因此對待他的遺體,應該要向對待希特勒那樣火化並且不留骨灰。

 

重寫歷史的慾望,大概在每一代人之中運轉;對歷史的評價亦會隨當下現實的基礎改變而改變——對十月革命的爭議,在未來定必會繼續下去。

 

參考資料

 

托洛茨基著,江杰翰翻譯:《十月的教訓: 俄國革命一百週年,不論回顧或前瞻都必須讀的一本書》,台灣:網絡與書出版,2017年。

邵麗英:〈敘述創新與 問題轉化——俄國「十月革命」再思考〉,《俄羅斯研究》2011卷3期,2011年6月23日,頁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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