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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2018

饒宗頤:一代通儒(02/06)丨01哲學

2018年2月6日,國學泰斗饒宗頤於凌晨在夢中安詳離世,享年101歲。這位著書近百種的大紫荊勳章獲得者曾被視為「中國文史活的百科全書」——這麼說一點也不為過。

 

饒宗頤字固庵,號選堂,其名常與錢鍾書、季羨林並舉作「南饒北錢」、「南饒北季」。三人均係1910年代生人,文史研究領域相近,可謂同代齊名的「國學大師」。然而,不同於錢、季二人隨時代風雲大起落的一生遭逢,饒宗頤的「傳奇」際遇要順暢寡淡得多。在歷史學家霍布斯邦視作「極端的年代」(或是中國學者汪暉謂之「漫長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紀,饒公算是過得出離且遂意:他出身廣東名門富戶,於亂世而未身陷戰亂;後又取道南下香港,避開文革洗禮,在「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中浸淫文史、廣游世界而自得其樂。或許因為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也因為他富有活力和內驅力的研究方式,他在某種連續的歷史文脈當中真正做到了精深貫通。

 

饒宗頤的學識博且深,往往深受其他精尖同行、「國學大師」的激賞和欽佩——錢鍾書稱之「曠世奇才」,季羨林謂之為自己「心目中的大師」,能將史料「化腐朽為神奇」。然而,不同於錢、季二人亦以現代文學作品而為人樂道、讀者甚眾——錢鍾書小說中幽默金句四處可見,季羨林亦有平易親切之作選編入中學教科書,仰慕饒公的大眾讀者卻鮮少能夠鑽入他龐大的學問體系探幽訪古——文章諸如《論敦煌石窟所出三唐拓》、《安荼論與吳晉間之宇宙觀》、《早期中日書法之交流》,令生於全球化及文化斷裂時代的當代人望而卻步,唯有膜拜。

國學大師?一代通儒

 

毋寧說,饒宗頤是作為「國學大師」如此一道風景而被眾人遠觀矚目的。然而,這種熱衷國故並非泥古不化——實際上,今人視作古早的「國學」正正是一門新學,而饒宗頤正是清末以來憑新技術和新方法處理舊學的代表之一。饒宗頤與王國維、陳寅恪相似,在不少學術領域中富有開創性。

 

要理解饒宗頤著作的歷史意義,便需從清末起一百年來的學術思潮談起。以先秦經典及諸子學說為根基的「國學」,作為一門統攬中國學術的概念,是在西學東漸、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處於空前轉型的清末民初時被提出的。然而,並非每一個舊式學人都意識到新時代的到來,或是能夠投身其中。季羨林在《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中提到,若以王國維定義的「新發見」而論,饒宗頤的學問算是已得佛家的「預流果」,即能在當時把握到民國學術巨變產生的新材料及新問題。季羨林稱讚饒宗頤極其善用新發掘的地下實物與紙上遺文,善於借異族故書與吾國舊籍,比如他做甲骨學不只研究文字本身,而是藉以探究中外關係,將不同源流、古今中外交匯處串聯一通;亦能結合新穎的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比如應用比較文學的方法,探討中國古代文學的源流。

 

饒宗頤治學涉獵領域寬廣得驚人。季羨林曾將饒氏學問分歸八個門類,後來鄭煒明更添加補充,細分作十五類。儒學、道學、佛學,詩、詞、文、史,目錄、考古、敦煌學,音律、書法、繪畫、甲骨文,無所不包;至於時間跨度,從上古到明清,每個朝代幾乎都有涉獵。饒宗頤是「潮學」的倡導者和奠基人,在本土以外,他兼治印度文字、西亞史詩、東南亞史等各國文化。他懂的古文字,很多連在本國都鮮有通曉。學術之外,饒宗頤為人樂道之處則是其藝術成就,他精通古琴,善於詩賦和書畫,恰如一個「十全老人」。

饒宗頤書畫(網絡圖片)

結緣香港:在「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打通學問

 

香港人喜歡將饒宗頤和他的另一位潮州老鄉李嘉誠相提並論:論賺錢沒人比得上李嘉誠,論讀書沒人能讀得過饒宗頤。可就是因為饒家太富有,饒老於是可以不管不顧地去讀書:1917年生於廣東省潮安縣的饒宗頤,是潮州首富之子,家中開錢莊。

 

饒宗頤的生平故事可以講作一種極富傳奇色彩的版本:幼承家學,十八歲已於學界嶄露頭角;初中都沒畢業,卻靠自學成就一代國學泰斗——實際上,這與他的家學淵源深切相關。父親饒鍔好文甚於從商,沿清朝清樸學的路數做學問(包括文字學、訓詁學、校勘學、考據學等範疇),甚至建起了潮州最大私人藏書樓「天嘯樓」——這不僅是潮州,也是整個粵東地區最大的藏書樓。饒宗頤自認,他一生的才藝都始於此樓。從《資治綱鑒》到佛經,從老莊到還珠樓主,無書不讀;而讀書玩耍之間,文史典籍早已爛熟於胸。在饒宗頤看來,他的整個學術基礎在16歲之前就已打下,一目十行也沒問題;他尤其感嘆自己「有今天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沒有上大學」——大學受限於學科體系,而饒老依家學建立的基礎則是無科不修,「文史哲相通,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如此立體、環形的學問方法,在他看來就是中國傳統學問的方法。

 

除了研究方法,我們還可以從地緣政治上來理解饒宗頤的學術旅程。18歲時,饒宗頤完成父親遺作《潮州藝文志》。20歲出頭就因此破格被聘作中山大學研究員。日軍南侵,廣州淪陷,他繞道前往迫遷雲南的中山大學時,因病滯留香港。1949年,饒宗頤正式移居香港。或許可以說,是香港此地成就了這位一代通儒。有關饒宗頤與香港的因緣,余秋雨有個相當奉承、但廣為流傳的說法:「香港能出一個饒宗頤,那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了」。

由漢學大師饒宗頤教授用隸書寫成的《心經》,刻在38條8-10米高的木柱上(網絡圖片)

從有志於鄉邦文獻的才子,到正式步入國學研究之門,都得益他在香港的際遇。到港後,饒宗頤幫助王雲五編《中山大辭典》和四角號碼字典,幫助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因看到大量古文字材料和珍本而視野大開。1952年起,饒宗頤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主講《詩經》、《楚辭》、詩賦等,由此真正進入了國際漢學界,去日本、法國、德國等地參加了一系列學術交流活動。期間,他在敦煌學、甲骨學方面最為用功,很多轟動國際漢學界的著作都寫於這期間,比如1954年夏天到訪日本後所作的《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一書。後來,饒宗頤也去學習梵文,到印度鑽研佛經;與法國漢學研究者廣為交遊,閱讀了法國的大量敦煌古籍。這位從裡到外都「很傳統」的國學大師因而還是足跡遍天下的旅行家,除南美洲外,世界上的其它幾大洲都已去過,每到一地都要親自驗證從書本上得知的知識。

 

與在文革中接受激烈改造的大陸學者相比,饒宗頤在香港「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裡鑽研深究可謂自得其樂。1962年他拿下法國法蘭西漢學院的儒蓮漢學獎,這個獎項被譽為「西方漢學的諾貝爾獎」。不過,這榮譽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又是另一光景,漢學研究在殖民地不受重視,更叫人鬱悶的是,饒宗頤在港大教書16年依然是講師,沒被評為教授。

 

饒宗頤如此一種滿腹經綸、文化載體式的學者留下許多「絕學」。當很多學人困擾「這種學者下一代就看不到」、「會否有後繼人」的難題時——或許也可以換個方式理解,二十世紀時代巨變造就的「通儒」是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他們是那個時代的「新」,而那樣一個時代過去了。饒老那種全憑「求知慾吞沒了我自己一整個人」而不斷求索和鑽研的狀態,也不再屬於當代學術生產體制。今天的「國學」要不落窠臼,恐怕就要在當代學術分工之中,重新理解和定位自己的時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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